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管理研究会2015年年

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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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政权林立,政局混乱,社会极为动荡不安。与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相比,南方地区相对比较稳定、富庶,而地处江淮的南唐政权更是其中翘楚。南唐政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政权林立,政局混乱,社会极为动荡不安。与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相比,南方地区相对比较稳定、富庶,而地处江淮的南唐政权更是其中翘楚。南唐政权以其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学繁盛而著称,尤其是其藏书,更是丰富,赢得了“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1]5501的美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献之地”。

1 南唐藏书丰富

中国古代的藏书体系包括四大系统,即: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而南唐藏书之丰富亦可从此四方面观之。

1.1 官府藏书

南唐政权是烈祖李昇通过受禅代吴的形式建立的。早在辅吴时期,李昇就比较重视书籍的收藏:“烈祖以东海王辅吴,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1]5536。此外,还有著名的建业文房,亦是李昇收藏图书的地方,史载藏书达三千余卷。李昇之后的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亦皆重图书收藏:“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2]5305。由于南唐三主皆重收藏,南唐政权的官藏图书虽未见具体数目的记载,但在吴任臣《十国春秋》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后主每兄弟宴饮,作伎乐,洎独得预。为建大第宫城东北隅,及赐书万卷。”[3]437从后主赏赐朝臣书籍一次竟达万卷之多,可以想见南唐收藏图籍文献的盛况。

据现存文献记载,南唐官府藏书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藏书亦或说是皇家藏书,地方官府的藏书基本未见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代十国中,与同时代的一些政权往往只注重收藏不同,南唐官藏图书不仅丰富,而且校勘精审,质量很高,马令《南唐书·朱弼传》记载:金陵藏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2]5407《文献通考·经籍考》亦云:“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4]

1.2 私人藏书

据范凤书先生的《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五代十国时期共计有43位藏书家,其中南唐计有11位,占全部藏书家的近26%,居五代私人藏书家数量之冠。南唐私人藏书家不仅收藏的书籍数量较多,如朱遵度,藏书丰富,有“朱万卷”之称,其收藏范围亦颇广,除了九经子史等传统藏书外,有些藏书家专门收集一些“异书”、“奇书”、“古书”,形成自己的藏书特点。如郑元素,“少习诗礼……隐居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构一室于舍后,会集古书千余卷,遂终其身焉”[3]420;再如徐铉、徐锴:“徐铉与其弟锴,久被眷顾,家素富贵,多收奇书……”[5]5019

南唐私人藏书家亦很重视书籍的校勘,如鲁崇范,“九经子史,广贮一室,皆手自校定。”[3]413而徐锴“所雠书尤审谛”[1]5501。同时,南唐私人藏书家们还利用所藏书籍潜心著述,将藏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藏书的功能,《江表志》载:“朱遵度,本青州书生,好藏书,高尚不事,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经》数卷,皆行于世。”[6]被称为“江左辞宗”的徐铉、徐锴,皆著述颇丰。南唐藏书家收藏图书不仅提高了藏书质量,而且推动了学术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与传承文化的作用。

1.3 书院藏书

五代十国时期,共计有民间书院13所,其中南唐新建有6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7]53,占书院总量的54%。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江州陈氏的东佳书院、奉新罗氏的梧桐书院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院。书院作为当时的读书讲学之所,必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如奉新胡氏的华林书院:“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8]华林书院藏书数量之多,冠五代各书院之首。再如江州陈氏,“筑书楼,延四方学者”[3]423,后主开宝二年(969年),大学者徐锴为其撰写《陈氏书堂记》,其称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9]9279

由于南唐书院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其中亦不乏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梧桐书院的创办者罗靖、罗简兄弟,“著书十四卷,号《宗孟集》”[7]51。南唐这些书院不但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还承担着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事业,为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4 寺观藏书

在南唐的历史上,佛教极其兴盛,而南唐在编撰、保存佛教典籍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昇元二年(938年)僧勉昌进上李通玄的四十卷《华严论》,烈祖李昇命礼部侍郎孙忌作序,又命书写十本,配上李通玄画像十轴,颁布诸州。保大三年(945年),僧恒安进上《续贞元释教录》,其以南唐官藏佛经《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访得《贞元录》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他经典,总计达1 216部、5 461卷、524帙,成为以后僧人抄录经藏最准确的依据。保大十年(952年),由泉州招庆寺静、筠二位禅僧主持编撰的《祖堂集》,是禅宗著名史书,全书20卷,编撰共256人的传记。《祖堂集》编撰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不仅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唐末五代禅宗发展的经典之作,而且开启了佛教笔录传承的先河,是禅宗现存最古的灯录。南唐举国崇佛,蔚为风气,文臣武将亦颇多礼佛修经者:“保大八年,南唐褒国孝定公徐景运重修藏经,亦公所施,皆有跋尾,藏之西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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