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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

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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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 作为“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子龙的写作完整地呈现了工业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并勾连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历史及其文学叙述的经验。 通过勾

作为“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子龙的写作完整地呈现了工业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并勾连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历史及其文学叙述的经验。

通过勾勒工业文学的形象谱系,李杨发现蒋子龙塑造的经典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与“大跃进”期间草明笔下的宋紫峰(《乘风破浪》)有着惊人的历史关联,②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其中隐含着“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理论争论和历史实践。③参见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当然,两者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要更加细致地梳理历史脉络,首先须关注一个过渡性的形象霍大道(《机电局长的一天》)。

从时间上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仍属“文革文学”的范畴,因应着“文革”后期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但作为被“新时期”主导话语所肯定的唯一一部“文革文学”,其特殊(也可说是偶然)之处在于,及时地抓住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间隙,成为正面“反映”这一短暂阶段的“唯一”文学作品,也成为对“新时期”改革的一个文学预言。关于这篇小说的生产过程和文学史命运,吴俊曾经做过详尽的史料梳理和描述,①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这篇小说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刊于《人民文学》复刊号的是经过删减的短篇,未删减的中篇以《机电局长》为题,在《天津文艺》1976年第1—7期连载。②关于中篇版《机电局长》,蒋子龙自己的回忆是短篇版《机电局长的一天》受批判之后,《天津文艺》主编万力为支持作者,建议将短篇扩充为中篇,再次发表。见蒋子龙、李云、王彧:《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上海文化》,2009年第4期。但是,两个版本实际上几乎是同时发表的,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1月20日出版),中篇于《天津文艺》,1976年第1期(1月10日出版)开始连载,作者的回忆疑似有误。在崔道怡的回忆中,也是先有中篇,在其建议下,作者另写了短篇,印证了笔者的猜测。见崔道怡:《唯一的这〈一天〉》,《文艺报》,2002年1月12日。因此,实际情况应是《机电局长的一天》受到批判后,《天津文艺》顶住压力,仍把中篇版连载完。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涉及到政治与文艺格局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前者情节更为紧凑、矛盾更为集中、重点更为突出,后者保留了更多前因后果的情节铺垫和鲜活的细节。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全面整顿的时刻,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见《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资料),1988年,第516页。也是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理论论争达到高峰之时。除了一系列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邓小平还授意起草了三个纲领性文件;④即1975年8月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1975年9月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1975年10月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四人帮”方面,最具理论意义的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以及具有理论体系建构意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⑥“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2年初版(征求意见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次年修订(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再次修订(未定稿第二版,内部发行)。

在理论较量中,与“四人帮”的宏观理论表述不同,邓小平多从具体措施着手,并且抓住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出不同于“四人帮”的解释,强调“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⑦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页。相同的意思,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9月2日)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里有更充分的表述,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88页、第508页、第516页。这已经预示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法。⑧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第149页。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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