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10)

所以，摆在乔厂长等老干部面前的人性论难题就是，曾经的主人/主角现在被彻底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而新的一代却难以担当“未来的主人翁”，如何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塑造新时代的生产主体？而乔厂长所采取的规章制度加物质刺激是一种形式的而非实质的措施。只有这样，“造反”起家的副厂长郗望北③郗望北这一形象可以在《机电局长的一天》里找到他的前身，即“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年轻新干部”、水泵厂“一把手”姜永丰，他也被霍大道吸纳进了整顿政治之中。才能够因其能力和干劲被吸纳进改革政治之中。在《乔厂长后传》里，当不好车工也当不好泥瓦匠的杜兵，则因其绘画才能被转调为喷漆工，从技术而非政治的角度为他确定了新的位置，由此才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

这一管理思路的转变，不只局限于企业管理，其实也成为改革时代社会治理的逻辑。强世功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新时期”的法治转型时指出，专业化、理性化、去政治化的法治具有节约治理成本的优势，而先前那种政法不分的动员/运动方式则使治理成本大大增加乃至浪费。④强世功：《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同理，在企业内部，对效率的要求不仅针对生产，更要针对管理本身。正如乔厂长“外交”失败后，郗望北对他说的话里透露出的信息，有效率的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在科层分工的基础上：

您精通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把您的铁腕、精力要用在厂内。有重大问题要到局里、部里去，您可以亲自出马，您的牌子硬，说话比我们顶用。和兄弟厂、区社队、街道这些关系户打交道，应交给副厂长和科长们。这也可以留有余地，即便下边人捅了漏子，您还可以出来收场。什么事都亲自出头，厂长在外边顶了牛叫下边人怎么办？

于是，改革的趋势必然是制定出一套细致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使工厂本身如一架自动机器一般运转，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主观因素，管理者只需掌控机器整体的运转，无须再关心作为“螺丝钉”的被管理者的内在状况。

这一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也体现在从霍大道到乔厂长的谱系变迁之中，霍大道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来激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乔厂长恰恰相反，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正是“管理”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内在逻辑。

“管理”能够成为“管理科学”，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乔厂长也许没有直接了解过泰勒的学说，但如前所述，在苏联的学习中实际上已经接触过泰勒制的某些因素，而且，1979年出版的关于美国企业管理的普及性读物中已不乏对泰勒制的介绍，①叶钟灵：《美国企业管理的演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铭、梁玉年等：《美国企业管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982年，泰勒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②〔美〕F.泰勒：《科学管理原理》，蔡上国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注意一下出版社是不无意味的，19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类书籍是由北京、上海两地的科学技术类出版社出版的，也就是说，“管理科学”在出版者看来可以在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实际上，“科学管理”在改革时期的最初语义确实是“对科学的组织管理”而非“科学地管理企业”，比如丁振编：《科学管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9年。这一从“科学学”到“管理学”的语义变化当然与对泰勒学说的介绍有关。就翻译出版了。

只要我们翻过《科学管理原理》，就会理解“科学管理”的所谓“科学”意味着什么。泰勒开宗明义地宣称“过去，人是第一要素，将来则体制是第一要素”，并雄心勃勃地试图“证明最好的管理确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是以明确的规律、法则和原理为基础的。还要进一步证明：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动到需要最繁复合作的巨型企业的工作”。③〔美〕F.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第2—3页。在具体介绍他对“磨洋工”的工人的规训时，其发明的“动作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即把工人的全部劳动过程分解到每一个最小的动作单位，并精确计时，训练工人去掉多余的动作，只保留必要的动作，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样的规训完全把工人当成一部机器，过滤掉个人的主观性和特殊性，把所有工人训练成整齐划一的生产工具。泰勒的管理方式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这就是他沾沾自喜的雇主和雇工的“双赢”——实际情况是泰勒自己也承认的，工人的效率（同时也是劳动强度）提高了数倍，工资不过增加了30%—100%。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