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11)

不难想象，真正意义上的泰勒制不可能进入改革文学的叙述。④在文艺中对泰勒制的经典叙述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这显然不可能成为改革文学的叙述模式。尽管在某些管理实践中可能会被尝试，⑤罗丽莎对杭州的丝织厂作了如下观察：“工厂的管理者们……尽量如实地模仿西方规训工人的技术。”“在1979—1980年间编写的册子中，丝织厂的领导们将身体在空间里的动作进行了分解和细分，以便更好地掌控它们。据他们自己讲，他们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泰勒主义。”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第256—257页。但是罗丽莎最终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些措施并未产生泰勒自己叙述的良好效果，不同代际的女工会以各自的方式抵制、消解管理者所施加的规训。“在此过程中，身体并没成为泰勒主义式的机器，也没有成为后现代灵活性的化身。”即便是对美国企业管理的正面介绍，也会承认“工人们对泰罗的试验并不欢迎，因为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劳动强度，而且完不成标准定额还要受到经济惩罚”，⑥叶钟灵：《美国企业管理的演变》，第11页。而且“太罗制和福特的传送带系统”“忽视了工人们的意志”，也“导致了不满情绪的爆发”。①和铭、梁玉年等：《美国企业管理》，第13页。所以，泰勒制在美国很快就被其他管理学派超越。但是，正如左翼经济学家布雷弗曼对泰勒制的批判性论述所指出的，“如果泰罗制在今天不作为一个独立学派而存在，那是因为除了它的声誉不好而外，它现在已不再是一个派别的财产，因为它的基本学说已成为一切工作计划的基石”。②〔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0页。在整个管理科学的发展谱系中，只要“管理”还是“科学”，那么管理的目的和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会改变，顶多把泰勒的僵硬的管理方式变得更加软性、圆滑而已。在布雷弗曼看来，这一管理科学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劳动的退化（“劳动”在此主要指的是“活劳动”），即人性的退化。历史的反讽在于，泰勒的学说在改革时代得以公开出版，而布雷弗曼对泰勒的批判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遮遮掩掩地面世。

在乔厂长的管理之下，泰勒式的严苛规训尽管还没有出现，将工人置于规章、效率、指标、数字、奖惩之下的客体化过程已经呼之欲出，一个理性化的、专业化的、科学的、效率至上的管理时代即将到来。在此之前，新时代的“主角”，作为主体的管理者的形象必须被浓墨重彩地描写。

七

如果说，依照规章制度进行管理的状态是一种理性化的常规秩序，那么改革对这一常态的召唤即是以“文革”的无序作为对立面的，而这一作为他者的无序状态并不能仅仅视为一种“自然状态”，无序不会自动进入常规，“文革”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进入“新时期”，毋宁说，从“文革”到“前三年”，都应视为一个（乃至数个）需要认定、需要宣称、需要决断、需要斗争的“例外状态”（或“非常状态”“紧急状态”）。在施米特看来，能够决断非常状态的只能是主权，③〔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刘宗坤译，载《政治的概念》（施米特文集第1卷），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其人格化形象就是主权者。只有主权者能够在国家遭遇危机时宣布“悬法”状态，在常规秩序（即实在法意义上的法治）之外决断国家命运。而改革中国的主权者形象正是总设计师邓小平。④张旭东：《作为“ 主权者” 的邓小平》，观察者网，2014年8月20日，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电机厂来说，乔厂长的所作所为也恰恰类似于这样一个“主权者”。“文革”导致的生产混乱和停滞当然是整个舆论的共识，但无人能够应对，只有乔厂长能够在其中宣称、决断出一个例外状态。在“主角”一节开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乔光朴上任半个月了，什么令也没下，什么事也没干，既没召开各种应该召开的会议，也没有认真在办公室坐一坐。

……

更奇怪的是他对厂长的领导权完全放弃了，几十个职能科室完全放任自流，对各车间的领导也不管不问。谁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电机厂简直成了没头的苍蝇，生产直线跌下来。

将整个工厂置于这样一个“悬法”状态之后，乔厂长才开始了他的“立法”行动，取消原有的全部法则和秩序，创立新的“法”、新的秩序，同时开始“划分敌友”：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