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12)

乔光朴却颇有点得意地说：“我这半个月撂挑子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咱们厂的干部队伍和工人队伍并不像你估计的那样。忧国忧民之士不少，有人找到我提建议，有人还跟我吵架，说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乱世出英雄，不这么乱一下，真摸不出头绪，也分不出好坏人。我已经选好了几个人。”

所以，尽管整个改革的过程呈现为一个逐渐去政治化的过程，但其起源之处仍然不乏内在的政治强度。如此看来，乔厂长的改革行动显然要比霍大道的整顿更加困难，更具挑战性。尽管霍大道在《机电局长的一天》里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人性的物理强度和政治强度，却不需要像乔厂长这样以主权者的身份为新的时代立法（霍大道从未试图挑战“鞍钢宪法”）。或者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将例外状态常态化的可能性，小说的结尾这样叙述：

新的一天开始了。机电局胜利地度过了不平常的一天。但这一天对机电局长霍大道说来，却很平常。在他一生的战斗里程上，经历过多少个这样的一天，还要迎来多少个这样严峻而壮丽的一天。

这“一天”对一个企业机构来说是不平常的（自然灾害=例外状态），对作为革命战士的管理者来说又是平常的，他（们）在一个漫长的例外状态（“文革”）①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法律“常态”来说，整个革命中国都是一个例外状态。中，其人性随时随地都必须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丝毫不能松懈。危机始终存在，常态不过是一个表象，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决断实际上就是决断何时将危机诉诸言辞和行动，如何使危机形式化。不过在这样一个将例外状态当作常态的状况下，决断的可能性反而变得疑问重重。蒋子龙和霍大道面对这一困境，似乎显得办法不多，尽管“鞍钢宪法”已逐步陷入僵化的困境，仍只能试图在维持“鞍钢宪法”合法性的同时容纳“整顿”，所以“整顿”在小说中是形式而非内容，是手段而非目的。

但是，作为改革的立法者，乔厂长虽面临更大的历史挑战性，其人性内在强度却未必能及霍大道。如果说，蒋子龙在霍大道身上仍然试图重建“又红又专”的合题可能性（尽管这一“合题”不是辩证而是机械的），那么乔厂长的形象则表征了对“又红又专”的扬弃。从形象分配上看，霍大道是技术官僚对政治官僚的吸纳，而乔厂长恰恰是技术官僚对政治官僚的替代。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乔厂长就是不问政治，至少在乔厂长自己的言辞里，当他以“党性、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来争取石敢时，同霍大道争取徐进亭时所说“可你还是个老党员，入党的时候曾经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如出一辙。关键的是，在两者相似的“形式”（包括两人相似的性格和气质）之下，对于政治的理解即政治的“内容”有何不同。

对霍大道来说，“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目标”与对“我们将来反侵略的那场大仗”的焦虑是分不开的：

社会帝国主义在张牙舞爪，两个超级大国在明争暗斗，“缓和”的高调唱得越响，战争的火药味儿越浓。世界上有这些妖魔鬼怪在，注定有一天要打大仗。时间，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咱们必须一切往前赶，拼命往前赶，一定要赶在战争之前准备好。这就得用打仗的劲头搞生产，也可以把这个叫做和平年代的“战争”。

而乔厂长所念兹在兹的“时间和数字”，已经是在一个敞开的全球市场环境下展开的价格战的概念了（见《乔厂长后传》的“竞争”一节）。所以，乔厂长不是不问政治，而是恰恰抓住了“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①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所以，乔厂长口中的“现代化”正是他的“政治”（尽管不用“政治”这个词汇），而他口中的“政治”完全是贬义的，指的不是石敢从人事关系角度所作的瞻前顾后，就是更等而下之的冀申之流从个人私利出发玩弄的权术。在这样的语义转换下，霍大道的“政治”已然没有其位置。

两者的差别，也相应地体现在叙事者对两者不同的经历的强调上。霍大道的革命经历，以及他自己对这一经历的叙述和书写，构成其“又红又专”中“红”的历史基础，“专”反而似乎无须解释；而同样作为老干部，乔厂长的革命历史则付诸阙如，叙事者只强调了他1950年代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而这只是“专”的来源。如果说霍大道的铁腕风格显然来自革命和战争的锤炼，那么乔厂长的铁腕，似乎更多地来自（或预示了）一种经济理性。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