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目录

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14)

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八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及其前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作为“主权者”、“立法者”、魅力领袖的乔厂长,将如何面对自己所创立的“新法”、新秩序、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及其前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作为“主权者”、“立法者”、魅力领袖的乔厂长,将如何面对自己所创立的“新法”、新秩序、新的常态?乔厂长将会走向“魅力的平凡化”,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74—283页。从而自我限定在新的常规性的法的秩序之下,还是继续作为“主权者”凌驾于法和科层制之上?甚至堕落成为特权阶层(比如“官倒”)?当然,这在乔厂长的故事中还不会成为问题,因为乔厂长面对杜兵占有绝对的知识优势,面对冀申占有绝对的道德优势。

不过,在稍早的《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监督权力的愿望已经相当反讽地出现在“反面人物”口中,当我们看到徐进亭对霍大道的抱怨:“我心灰意懒,无所用心,没有你那么多的热情。但是我知道不能在不应该使用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不免有一语成谶之感。“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争执并未能被超克,而问题的范围一旦扩大,就预示了法治与人治之争,比如围绕柯云路的《新星》引发的论争。

徐进亭作为一个刘世吾式的事务主义者,恰恰是一个适应后革命时代的法律人格,这样的人格当然排斥政治,我们在《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头就看到,《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徐进亭的思想如回炉的钢件,哧哧地冒着火星”不过是个假象,霍大道对他的争取终归失败,他不仅无法理解乔厂长主动放弃电器公司经理的“美缺”、请缨回到电机厂这一吃力不讨好的行为,冀申的调动申请也是托他在局党委扩大会上交代的。从徐进亭到冀申,是一个逻辑上的下降。

而冀申所带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涉及他个人。冀申能够以机电局下属电机厂副厂长的身份,人事关系、工资关系还留在厂里,却调到外贸局当副局长,完全不符合组织手续,这已经是体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体制,更是政治体制。这也就不是乔厂长能够应对的了,面对工厂的内部问题,乔厂长尚能维持其魅力领袖的形象,而面对类似“无物之阵”的整体性的体制问题,乔厂长甚至流露出人性中软弱的一面(《乔厂长后传》)。我们也还会记得,乔厂长亲自出马跟协作厂打的外交战,也是铩羽而归。这实际上也不仅是乔厂长的困境,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霍大道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上面还有市经委主任铁健,更高处还有市委王书记。因此,乔厂长的超凡魅力尚未受到内部理性秩序的削弱,就已经在更大范围的科层制之中丧失殆尽。

只要改革文学继续在老干部政治的叙事模式中运行,就无法避免把矛盾的解决不断诉诸科层结构的上层,很快就会遭遇叙事的和现实的困境,蒋子龙于1982年发表《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之后,终止了工业改革小说的写作,与此困境不无关系,即使后来转向农村改革(《燕赵悲歌》,《人民文学》,1984年第7期),也无法摆脱这一体制困境。①尽管《燕赵悲歌》把改革书写的笔触转向农村,但1984年农村改革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连续增产后的停滞,一方面是乡镇企业浮出历史地表,同样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武耕新这一形象透露出乔厂长的一种“堕落”的可能性。武耕新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官倒”,当这一行为是为了集体,“官倒”作为手段尽管没有合法性,但其目的却具有“正当性”,但是一旦集体崩溃,或者说,一旦集体丧失了政治内涵而只剩经济意义,“官倒”就是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这也隐含着改革文学,乃至改革的重大危机。当然,蒋子龙本人并未穷尽这一路改革文学的所有逻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柯云路的《新星》及其后传“京都”系列,代表了这一叙事路向的进一步逻辑发展及其终结。

这一老干部政治的叙事困境,也为另一种叙事可能性留出了空间。老干部形象的强势在场必然在科层管理的意义上压抑工人形象,在代际意义上压抑青年形象。②这个问题在蒋子龙于《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写作的《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里就明显地暴露出来。由于改革时期的管理政治回应了前三十年的管理危机,工人形象无可避免地让位于管理者形象,但改革的未来指向,需要建立在青年形象的基础上。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代际交替都会引发对未来的焦虑。这既延续了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关于青年政治的辩证,③可参见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也与当时中央高层对接班人的焦虑有关。④参见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193页。于是,改革时代必须再度召唤“社会主义新人”。在一些缺乏代际政治考虑的讨论中,霍大道、乔光朴这样的“老”干部也被归入“新”人的行列,⑤刘思谦:《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文艺报》,1982年第4期。其实是相当悖论的。实际上早有人指出:“新人形象的塑造是应当更加着眼于青年的。”⑥余斌:《新人的概念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出现》,《文艺报》,1981年第24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如果改革文学始终聚焦在霍大道、乔光朴身上,很快显得不合时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子龙在《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中正面展开了对青年/新人的想象和叙述,由此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另一种叙事模式。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



上一篇:谈谈如何做好小学后勤管理工作
下一篇:无线电监测站物联网平台管理系统顶层架构设计

科学管理研究投稿 | 科学管理研究编辑部| 科学管理研究版面费 | 科学管理研究论文发表 | 科学管理研究最新目录
Copyright © 2018 《科学管理研究》杂志社 版权所有
投稿电话: 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