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15)

一作为“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蒋子龙的写作完整地呈现了工业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并勾连着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历史及其文学叙述的经验。通过勾勒工业文学的形象谱系，李杨发现蒋子龙塑造的经典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与“大跃进”期间草明笔下的宋紫峰（《乘风破浪》）有着惊人的历史关联，②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其中隐含着“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的理论争论和历史实践。③参见蔡翔、罗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当然，两者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要更加细致地梳理历史脉络，首先须关注一个过渡性的形象霍大道（《机电局长的一天》）。从时间上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仍属“文革文学”的范畴，因应着“文革”后期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但作为被“新时期”主导话语所肯定的唯一一部“文革文学”，其特殊（也可说是偶然）之处在于，及时地抓住了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间隙，成为正面“反映”这一短暂阶段的“唯一”文学作品，也成为对“新时期”改革的一个文学预言。关于这篇小说的生产过程和文学史命运，吴俊曾经做过详尽的史料梳理和描述，①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此处不再赘述，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这篇小说实际上有两个版本，刊于《人民文学》复刊号的是经过删减的短篇，未删减的中篇以《机电局长》为题，在《天津文艺》1976年第1—7期连载。②关于中篇版《机电局长》，蒋子龙自己的回忆是短篇版《机电局长的一天》受批判之后，《天津文艺》主编万力为支持作者，建议将短篇扩充为中篇，再次发表。见蒋子龙、李云、王彧：《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上海文化》，2009年第4期。但是，两个版本实际上几乎是同时发表的，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1月20日出版），中篇于《天津文艺》，1976年第1期（1月10日出版）开始连载，作者的回忆疑似有误。在崔道怡的回忆中，也是先有中篇，在其建议下，作者另写了短篇，印证了笔者的猜测。见崔道怡：《唯一的这〈一天〉》，《文艺报》，2002年1月12日。因此，实际情况应是《机电局长的一天》受到批判后，《天津文艺》顶住压力，仍把中篇版连载完。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涉及到政治与文艺格局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复杂关系。前者情节更为紧凑、矛盾更为集中、重点更为突出，后者保留了更多前因后果的情节铺垫和鲜活的细节。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行全面整顿的时刻，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见《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资料），1988年，第516页。也是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理论论争达到高峰之时。除了一系列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邓小平还授意起草了三个纲领性文件；④即1975年8月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1975年9月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1975年10月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四人帮”方面，最具理论意义的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以及具有理论体系建构意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了第二次修订本。⑥“四人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2年初版（征求意见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次年修订（未定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再次修订（未定稿第二版，内部发行）。在理论较量中，与“四人帮”的宏观理论表述不同，邓小平多从具体措施着手，并且抓住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出不同于“四人帮”的解释，强调“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⑦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页。相同的意思，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9月2日）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里有更充分的表述，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88页、第508页、第516页。这已经预示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法。⑧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第149页。对“四人帮”来说，邓小平“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是“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们同样借用毛主席的原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⑨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论争的核心在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也在于如何认定“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邓小平的整顿方案，在政治方面直接针对“文革”时期的派性问题，试图恢复科层秩序，重建中央权威；在经济方面则突出了生产力的重要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513—514页。在这种更为“辩证”的表述里，“革命”和“生产”的位置开始转换，革命成为手段，生产成为目的，对经济基础的强调似乎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境中，这显然是修正主义。从毛主席到“四人帮”的激进理论设想早已突破经济基础的决定，更看重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尤其是文化及其对人性的塑造。这一理论论争同样反映在文艺斗争之中，反映“生产斗争、技术斗争”，还是反映“路线斗争、阶级斗争”，②1974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生产座谈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参见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同样是文艺（尤其是电影）生产的核心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把握《机电局长的一天》在1975年出现的意义，才可能重新认识所谓“文革文艺”乃至“四人帮文艺”的历史意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尽管文艺领域的“对话”同样体现了理论论争中的针锋相对，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被“四人帮”掌控，文艺方面从声势上看完全是一边倒，邓小平此时所做的，主要是推动毛主席下达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并解禁了《创业》和《海霞》，③参见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第366—370页。尚未来得及考虑策划体现自己路线方针的文艺产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意外”出现，一方面是蒋子龙对邓小平整顿工业“抓生产”的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④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原型均来自作者1975年10月参加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工业学大庆动员大会时的见闻，又恰逢《人民文学》的约稿。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亦见蒋子龙、李云、王彧：《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一方面则体现了邓小平的整顿措施所获得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出现了问题。⑤据吴俊介绍，“截至2月2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共收到各地读者来信39篇。其中，24篇持肯定态度；15篇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在“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批邓之前，肯定小说的仍占多数。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二就文本而言，《机电局长的一天》与共和国成立以来诞生的革命文学乃至“文革”文学，更多地呈现了延续关系——对话中的政治辩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时间和速度的现代性执念，等等；在情节高潮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霍大道同时对抗身体疾病/内在自然和自然灾害/外在自然）更把“人定胜天”的革命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不过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机电局长的一天》与当时的文学成规产生了关键性断裂。正如程光炜已经发现的，小说中党政关系被彻底颠倒，“一把手”（书记）的戏份微乎其微，“二把手”（局长兼副书记）成为中心人物，这一人物关系的改写，对应着整顿时期对“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新解释，把重心放在了后者。①程光炜：《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当代文坛》，2012年第1期。而且，不只是机电局，连其下属的矿山机械厂也如此：“今年五月，矿山机械厂一把手调走了……”在“生产”取代“革命”成为小说叙述的焦点后，“文革”政治的因素就被大大淡化。小说并未设置“阶级敌人”的角色，敌我矛盾（阶级斗争）不再进入叙述。矛盾冲突在两条线上展开：生产方面的矛盾被叙述为“路线”问题，但并未着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针对的是生产计划的制订和完成，更多地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小说后半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霍大道与徐进亭之间围绕后者的政治冷漠症所展开的思想交锋，两人共同经历过的革命史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思想交锋发生在局长和副局长之间，书记云涛同样无所作为。从小说的整体构思到细节设置，这一“上层建筑”紧跟“经济基础”所造成的叙述“僭越”，在今天看来仍然触目，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批判并不令人意外。但若仅止于这个层面，我们的发现其实并未超越当年的批判者们。从后见之明来看，此时的“文革”政治已是强弩之末，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激进，但社会生产生活则逐渐回归“常态”，社会的组织形态也逐渐再度由运动/动员向管理/治理转化，或者说，由一种管理形式向另一种管理形式转化。相关的文学形象，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政治官僚②当然，理想的形态应是干部、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向技术官僚的转化，以及工人阶级的逐渐退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霍大道呈现为一个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的形象。他的身份是老干部，但是对造反派却高度认同；③霍大道第一次和徐进亭争论时就说过：“头发白了又怎么样？只能说明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只能激励我们更好地向小将学习。文化大革命以来，小将促我们，帮我们，好得很嘛！”政治过硬的同时，业务和技术也专精。于是，身为“二把手”，他常常“越俎代庖”，包揽了“一把手”云涛的职责，④小说中给出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云涛“刚调来不久，对生产情况还没吃透”。政治、业务一把抓。尽管无论从历史真实还是文学想象的角度，这样的写法都不太符合“实际”，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蒋子龙此时所致力于回应的，仍是社会主义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又红又专”。实际上，整顿阶段并没有在话语上否定这一对先进人性的期待。在强调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劳动纪律、技术指标的同时，⑤在“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对人的要求仍然是“又红又专”，只是强调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专”上。⑥“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邓小平：《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1975年9月2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在政治论述中，“又红又专”最初是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⑦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1—472页；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54页。不过在文学的表现里，“又红又专”的形象谱系就大大地普泛化了。比如在《乘风破浪》里，“又红又专”是对包括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在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整体性期待，当然，在作为过程的具体的形象和价值分配上，普通工人被塑造为“又红又专”的最理想载体，而党政干部则容易只红不专，业务干部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容易走上白专道路，需要群众路线自下而上的帮助。但是，这样的写法暗含着一个混淆，即抹消了知识/技术的层次。一般的操作性的生产技术，与尖端的科学技术，不是一个容易跨越的界线，这涉及知识的层级化和分工，也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但也可以说，在科学技术领域，与文艺一样，也存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只是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相比，科技的普及和提高也许是更为麻烦的事情。因此，就文学形象的塑造而言，“又红又专”的叙事困难还不在于“红”，而在于“专”。抽象地说，如果我们把“红”和“专”视为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正题和反题，那么作为合题的“又红又专”决不是“红”和“专”机械相加的结果，而必须经过两者内在的相互的斗争和否定。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两者之间仍必须有主次之分，最终的辩证提升只能是作为主体的“红”吸纳、扬弃作为客体的“专”，而“专”作为反题（即“红”的否定）的可能性，更多地只是数量和程度的问题。结合历史的和叙事的实际来看，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受起点劣势的制约，文化普及率有待提高，一方面是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客观上写作资源受到限制，主观上也容易产生对“专”的叙事性压制。根本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工人阶级培养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但这显然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此之前，“又红又专”的“专”始终停留在普及的层面，提高的层面基本阙如——我们在工业题材小说里会看到对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技术的详细描写，技术人员则没有获得多少正面的叙述。这一叙事困境发展到后来，导致“红”和“专”都越来越无法获得恰当的表现形式。比如，在“文革”末期一篇描写技术革新的小说《严峻的考验》（《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里，走白专路线的董志平试制的是机械控制的自动压机，而书记支持下的青年工人许长生，却在研发更新一代的电子控制的自动压机。人物关系和形象分配当然都是高度模式化的，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细节是，作者在描写电子控制的自动压机试运行时，呈现了一种相当“外行”的眼光，只从“自动”上着眼，对“电子控制”则语焉不详：许长生说着，伸出粗糙的手指按了一下开关，控制箱上，各种颜色的灯泡立刻杂乱地闪亮起来。只见压机上模自动升起，送料箱自动送料，上模压下来了：铿！铿！铿！——“啊！”突然，代表们惊呼起来，原来，自动取砖的机械手刚刚伸进去取砖，上模又压了下来，眼看要砸坏机械手了，许长生敏捷地切断了开关。从叙述技巧的角度，可以说暴露了非专业作者的训练不足。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涉及到革命/社会主义的叙事始终不曾发展出自己的技术本体论，①从一个另类的角度看，这也导致了共和国的科幻文学始终位置尴尬和不发达，只是在“儿童文学”内部承担科普功能，相关情况可参见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75—118页。可资对照的，是晚清时期科幻小说的繁荣状况，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第329—406页；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第1—73页；以及吴岩主编：《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科幻文学小高潮，其直接的推动力应与知识分子平反、高等教育重新制度化和全国科学大会等事件有关，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第119—193页。但显然不是因为对技术本身的不重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乃至“文革”期间取得的科技成就（比如“两弹一星”、大型电子计算机等）。关键仍然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如何将技术合法化的问题，换句话说，技术由谁掌握、为谁服务，从而拒绝技术本身成为目的。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三如前所述，这样的历史困境召唤着合题的可能性和形式，在实践上毕竟催生了“鞍钢宪法”等制度设想，而叙事上的表现则更为挣扎和犹疑。具体看“两参一改三结合”①“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见《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的注释[2]，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页。当然，“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不是鞍钢宪法的首创，而是“大跃进”中出现的尝试，见《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1958年4月9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78—284页。的内容及其叙事可能性，“三结合”是策略性的，直接针对的是技术革新的具体措施，其中主要包含两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后者在叙事实践上更倾向于将技术人员吸纳、统合到工人形象当中，也就是在工人中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和知识分子，而前者实际上就是在“两参”中要解决的问题。“两参”是更为原则性的，涉及社会主义管理理念的关键部分。但无论是在历史实践还是在话语表述中，干部参加劳动相对容易实现，而工人参加管理则困难得多，在将这一理念具体实在化的过程中，其困难性就体现出来。早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就批转过一个“两参一改”的报告，其中关于工人参加管理有这样的设计：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过去工人间接参加全厂性的管理工作发展到实行了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小组管理的办法，即按生产小组实行工人分工负责，把小组的生产、技术、经济等工作全面地直接地管理起来。②《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1958年4月9日），第280页。尽管是由间接参加管理发展到了直接参加管理，但实际上参与管理的范围反而缩小了，仅限于最基层。可是，后来的“鞍钢宪法”，以及中央同时批转的其他关于技术革新的报告却连这方面的内容都几乎不涉及了。③参见《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11日）、《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1960年3月28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0—124、219—237页。于是，“‘群众参与'更多地被局限在‘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技术表演赛'等‘用'的层面”，④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载《热风学术》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工业题材在这方面的想象空间也因此受到严重限制。这当然与工人阶级既作为主人又作为被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有关。那么，如何在必要的成文的规章制度和作为主人的内在自觉性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如何在自觉服从正确的制度和勇于挑战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之间把握恰切的尺度，就是同时挑战实践和想象的难题。一旦两者之间无法保持积极的互动关系，辩证法就会停滞，叙事就会陷入模式化，形象的塑造也就失去了“真实性”。从制度的角度看，必须澄清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不是“鞍钢宪法”的唯一内容，⑤崔之元于1990年代重新发掘“鞍钢宪法”的意义时仅仅强调了这一点，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根据毛主席的归纳，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还包括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以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①《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22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09页。正如蔡翔指出的，全面地理解“鞍钢宪法”，它不仅仅是关于技术革新的制度设计，还体现了“一种对权力的监督愿望”，但是，这一愿望的形式选择往往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其他的可能形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在这一时期就没有得到强调，一直要到“文革”期间，才被激进思潮所重视。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党委本身由谁来监督？这一缺乏监督的状况极易产生“不专也不红”的政治官僚。②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第170页。所以，这一制度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人性论的问题，内含着“又红又专”的人性设想及其困境。四整顿时期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仍然面对这样的难题，只是，在共和国文学的脉络中，霍大道已是“又红又专”人物谱系的一个尾声。如前所述，霍大道是一个同时占据“老干部政治”和“造反派政治”的两面讨好的形象（当然，在两者关系上是前者吸纳后者），以这样一个形象来承载“又红又专”的人性设想，一方面是整顿时期政治权力格局调整的文学反映（对秩序、经验、资历等的重新强调），一方面却暴露/预示了“又红又专”在即将来临的改革时代的困境和下降。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两面讨好意味着对两个方面的同时肯定，而不是相互否定，也就是说，机械地并置了两个方面的冲突，无法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达到更高层面的统合。这一辩证法的停滞所导致的，正是人物形象的“超现实性”。司机小万和副局长徐进亭的一场对话意味深长：“徐副局长，霍局长告诉过我一个偏方：大干治大病。”“这在医学上讲不通。”“霍局长说，这在哲学上完全讲得通！”也就是说，尽管小说表现的内容是改革的前奏——整顿，但其表现方式仍延续了“大跃进”以来的无限膨胀的主体特有的“豪言壮语”。③无限膨胀的主体的豪言壮语及其对阶级意识的可能的削弱，可参见蔡翔对社会主义危机中“内在化和对象化的矛盾”的讨论。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因此在小说的最后，霍大道对自然的“征服”就是一个合逻辑的结果：无情的雨鞭，发颤了，变软了！肆虐的洪水，惊呆了，逃跑了！至于“也许有些医学专家们，不相信一个患有心绞痛的病人，能在大雨泡天的洪水里战斗一个多小时，他们不理解这种‘病人'”，当然是在回应小万和徐进亭的对话——只能在“哲学上”（应然的）理解而不能在“医学上”（实然的）理解。同样，霍大道的形象也就只能在“哲学上”成立——一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这个意义上，霍大道的病甚至是必然的——只有肉体（外在自然）的不完满才能反衬精神和人性（内在自然）的完满乃至“超现实”。实际上，“大跃进文艺”所呈现的主体必须是集体性的主体，才能够承受豪言壮语的崇高性，可是当霍大道仅仅以一人之力对抗自然，①一个也许是无意识的表征是，同志和群众的支持是在霍大道“征服”了自然之后才姗姗来迟。以个体形象来承载集体性主体，这一膨胀的主体已处于涣散的边缘。而这一过于突出的“当代英雄”式的老干部形象，难免压抑了工人群众的形象生动性，与此相应，所谓“鞍钢宪法”在小说中也只是流于概念，被抽空了实质内容。具体来说，小说中涉及群众的主动性以及领导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的，主要是关于“大字报”的情节，“大字报”的内容是矿机厂的工人对厂党委的三条批评：一、我是老大。六月二十八日的报上登了矿机厂的消息，厂部发给每人一份；登载学大庆先进单位经验的报纸，却不每人一份。二、老虎屁股碰不得。对六月份的错误不认账，对局党委的批评不服气。三、只抓生产不抓管理，对“鞍钢宪法”吃得不透，学大庆没有学根本。其实前两条反而是无关紧要的，第三条才是关键——将“鞍钢宪法”解释为“抓管理”，可是此处的“管理”究竟指什么却颇为含混。“大字报”给“管理”设置的对立面是“只抓生产”，即一种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顾产值不顾生产目的的“去政治化”的生产状况，因此“管理”内在地具有一种政治性，或者说，此时的“管理”仍然内在于革命政治的总体性之中，只是其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动。从霍大道和靳师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三条直接针对的是形同虚设的产品质量监督，实际上也暗指第二条中“六月份的错误”，即单纯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市场）需求、②和前述《严峻的考验》一样，《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涉及了老产品（冲击钻机）和新产品（潜孔钻机）的对比。超负荷使用设备等问题。即从上层看，是徐进亭的瞎指挥和于德禄的盲目服从；从基层看，是工人没能做到“三老四严”。但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小说设想的解决办法只是诉诸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党性”，以及工人群众的“干劲”和“责任心”。相应地，霍大道对“鞍钢宪法”的解释也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呼应了“大字报”：“我们搞工业生产，就是要坚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指出的办企业路线，就是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厂党委针对第三条作出的决议也不出这个范围：“三、党委开门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揭矛盾，加强企业管理。”在此，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概念的滑动：鞍钢宪法=企业管理=群众运动，但是不同概念之间的意义裂隙是无法被滑过的。将“鞍钢宪法”等同于群众运动显然是“文革”政治的表征，而企业管理在整顿阶段则意味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③见《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90—491页。这两者的非辩证的结合导致小说实际上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表达整顿的意向，而两者之间的逻辑冲突虽未在情节中正面展开，却仍然使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削弱。于是，整顿阶段对规章制度的强调在小说中始终被压抑着，“鞍钢宪法”则被狭窄化乃至空洞化，“两参一改三结合”在小说中毫无表现，更悬置了“政治挂帅”等核心，群众运动也仅仅限于“提意见”。最终，“管理”由前三十年上下互动的努力无可挽回地向上层转移，工人群众的形象面目模糊，被突出的是霍大道的超凡魅力领袖的个人形象，而这一“魅力型统治”必然排斥理性化的规章制度和科层管理。①〔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9—272页。实际上，霍大道的“整顿”所改变的，只是生产的内容，而那种“大干快上”的生产形式与于德禄先前的做法并无多大区别。无论将此视为形式惰性还是路径依赖，都相当典型地呈现出这一历史阶段的断裂与延续的纠缠状态。五三年过去，政治格局大变，蒋子龙也在一番沉浮之后，②1976年3月邓小平再度失势后，《机电局长的一天》被批判，蒋子龙被迫写检查，并发表了反映“四人帮”路线的小说《铁锨传》（《人民文学》，1976年第4期）作为“帮助”成果，但“四人帮”倒台后，《铁锨传》又成为其政治污点。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这篇小说可视为《机电局长的一天》的续篇，从情节到人物都有连续性。一开篇仍然是机电局在开会，尽管三年前呼风唤雨，三年后机电局长仍然面对着历史的反复和停滞：“四人帮”倒台两年了，七八年又过去了六个月，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全局都快要被它拖垮了。实际上，这党委扩大会开得蹊跷，居然还是“二把手”霍大道主持的，而“一把手”甚至不曾出场，难道三年过去，云涛同志“对生产情况还没吃透”？这个细节提示我们，整顿阶段所界定的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技术官僚对政治官僚的取代）在改革的“新时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但在具体做法上，霍大道有所“收敛”，“正当性”向“合法性”作了让步：他不再越级管理，直接介入下属企业事务，而是遵循了科层管理的原则，由他的下属、另一位魅力领袖乔光朴负责电机厂的改革。从个人的资历、性格、作风等各方面来看，乔厂长无疑是霍大道的翻版。乔厂长上任后所面对的“一粗二松三马虎”的管理状况，以及原管理层的不合作，也与霍大道当年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表面的类似之下，两者之间的差异才是更为关键的，毕竟1978年的改革已不同于1975年的整顿。如果说，“鞍钢宪法”的符号性在场导致《机电局长的一天》并未完全贴合整顿阶段的制度建设，仍然强调了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那么，彻底摆脱了“鞍钢宪法”的幽灵之后，“科学管理”在《乔厂长上任记》中终于出场。不过，此时“科学管理”在文本中的呈现还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雏形，实际上在“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乃至改革实践中，这一雏形最终也并未发展成为其西方原型的成熟形式（这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从作者的角度，这与知识储备有关，蒋子龙曾经承认：“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③蒋子龙、李云、王彧：《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但这种对于命名的纠缠其实无关宏旨，如果说“现代管理学”意味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相对陌生的知识形态，那么小说已经透露出，乔厂长的管理知识来自另一个当时更为熟悉的源头，即苏联的“马钢宪法”，④“一九五七年，乔光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一年，到列宁格勒电力工厂担任助理厂长。”而前者和后者绝不是对立的，从这个时期被广为引用的列宁对泰勒①在本文所引的一些文学作品及译文中，“泰勒”又作“泰罗”“太罗”等。——编者注制的看法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91—492页。和恩格斯对工厂权威的论述③“就拿纺纱厂作例子吧。……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而工作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细节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恩格斯：《论权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里，我们会看到“马钢宪法”与泰勒制在形式上的亲缘关系。所谓“乔厂长管理模式”，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有三项：专业化的人员考核、严格的质量监督、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没有超出三年前整顿阶段的制度建设的范畴，④“工业二十条”里列出了需要建立健全的主要生产管理制度：（1）岗位责任制；（2）考勤制度；（3）技术操作规程；（4）质量检查制；（5）设备管理和维修制；（6）安全生产制；（7）经济核算制。见《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91页。也严格地切合改革时期领导人的思路。⑤比如，邓小平对责任制的三项具体措施的归纳：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页。另参李先念对责任制的表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138页。再参照当时社会上的知识氛围，⑥查阅《全国总书目》可一目了然，1977年时涉及“工业企业管理”的书目基本上仍然处于“鞍钢宪法”和整顿阶段的混杂状态，比如《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经济管理》等。见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7）》，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到了1978年，“工业企业管理”条目下的书目基本上只涉及非常技术性的经济指标等问题，还增加了“各国工业经济”一栏，首先从日本开始介绍国外的企业管理经验，比如《丰田的秘密》《日本企业质量管理几例》等等。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页。1979年，“工业企业组织和管理”条目下的书目呈现两个趋势，一方面开始出现比较宏观的企业管理理论，一方面对具体管理方法的介绍开始深化、细化；“世界及各国工业经济”条目下，除了日本，开始出现对美国管理经验的介绍。见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45页。1980年，对国外经济理论、管理理论和案例的介绍就全面放开了。见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8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6、65—66页。这一管理模式更谈不上有何创新之处。不过，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显然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点，重要的仍然是“人物”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管理”的概念被强调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严格区分，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理念致力于克服的，一旦取消了“鞍钢宪法”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协调，企业内的科层结构将会被固化。于是我们会看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一脉相承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工人群众的形象也被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尽管小说通过乔厂长之口告诉读者：“咱们厂的干部队伍和工人队伍并不像你估计的那样。忧国忧民之士不少，有人找到我提建议，有人还跟我吵架，说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但这些先进分子的形象始终未能在小说中出场。实际上，改革的合法性显然必须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之上，即石敢一开始在厂里摸到的情况：“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相应地，小说中唯一一个被具体描写的工人的“典型形象”，是“鬼怪式操作法”杜兵——一个从生产技术到职业态度都不合格的工人。恰恰是这样一个“落后工人”的形象，才是改革时代的“管理”必须加以规训的对象。一方面，从杜兵的形象中我们会看到所谓“磨洋工”的现象。当然，“磨洋工”并不是在改革时代才出现的，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曾经面对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整全性的革命/建设规划来说，需要激发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朴素的职业伦理）来克服“磨洋工”这种“弱者的武器”，而“工匠精神”又必须被吸纳并提升至自觉的“主人”概念之中，达致革命和生产的统一。①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第130—146页。但在改革时代的某些叙述中，“磨洋工”的原因却被解释为由社会主义本身造成，比如“大锅饭”“铁饭碗”等等，尽管在《乔厂长上任记》这样较为早期的叙述里，这一解释有时会存在一种逻辑上的纠缠，比如石敢认为正是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导致了工人的技能的下降和态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杜兵身上暴露出来的又不仅仅是“磨洋工”这样的主观态度问题，更在于技术上的不专业，他显然没有接受过必要的职业培训。作为一个对比，同时也是一个症候，乔厂长在批评了杜兵之后，“无意”发现了一个先进工人的“榜样”，是一个来自西德的技术员台尔，其专精的技术和卖劲的工作态度令乔厂长赞赏不已，但反讽的是，台尔的“卖劲”恰恰被他可疑的职业伦理消解了——因为先飞到日本玩了几天，结果晚了七天才到电机厂。但乔厂长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他看来，台尔“二十三岁怎么就把技术学得这么精”才是更重要的。与其前身霍大道相比，乔厂长对于工人的人性理解和人性期待已经完全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再是诉诸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而是科学管理的方式——规章制度和物质刺激，也就是说，以一种“去政治化”的管理方式取代了政治性的动员方式。六在乔厂长的“老干部政治”②“老干部政治”是笔者根据早期改革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生造的临时概念，主要意涵有二：一是指涉科层意义上的管理层，与基层工人形成对照；二是指涉代际意义上的老人，与青年政治形成对照。的叙事模式中，可以说乔厂长与杜兵的对立恰恰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只有把杜兵的符号形象普遍化，乔厂长的改革才具有合法性。但是，乔厂长的强势在场显然会遮蔽掉工人形象的复杂性。通过李海霞的精彩研究我们会发现，只要乔厂长不在场，另一些“先进工人”或“好员工”的形象就得以出场，比如胡万春《人生在世》中的老劳模陈爱珍和孔捷生《普通女工》中的返城知青何婵。前者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旧人”，抱持真诚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却遭人冷眼；后者则是诚实劳动、不问政治的本分工人。③李海霞：《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这些形象无疑是乔厂长所期待的工人，但她们在乔厂长的故事中不可能出现。不同的形象承担的是不同的叙事功能。在此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工人的形象复杂性需要在代际政治的视野中理解。陈爱珍是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全盛期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人，何婵和杜兵虽然在年龄上应有距离（何婵是知青，杜兵应该更年轻一些），但都算是在“文革”的激进政治下成长的一代，虽然前者被塑造为先进工作者，后者被描写为不合格工人，①这一形象分配似乎可以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理解：作为女性的何婵，被塑造为一个逆来顺受的受难者，独自承受历史的恶果和生活的重担，抱着感恩的心态努力工作，成为先进工作者；而作为男性的杜兵，虽也是“文革”政治的“受害者”，但其“害”却并未指向自身，而是指向了新时期的生产政治。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不再有自觉的政治意识。这一文学叙事中的代际政治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某种支持。在罗丽莎对1980年代杭州纺织女工的迷人的人类学叙述中，我们会看到三个不同代群的女工呈现出不同的对工作和自我的态度。“在5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全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就像陈爱珍一样，自觉地将生产和革命、劳动和政治结合起来，在其中塑造自身的解放感和主体性；“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形成其身份的”一代，则在对领导权威的反叛性行动中表达自身。尽管两者对待工作和权威的态度截然相反，却是内在于同一个结构，无论是卖力工作还是有意“磨洋工”，无论对领导权威是认同还是反叛，都体现了某种革命政治塑造的“男性气质”。但“在后毛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代群”则拒绝了这一结构，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后革命时代的被“自然化”的女性气质和生活政治。②参见〔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当然，具体地看文学叙述和人类学叙述对不同代群的表征，第一代工人是颇为一致的，但对第二代工人的表述就发生了差异（第三代工人在此时的文学中还没有出场），这种差异可以有各种现实的解释，比如工种差异、地域差异乃至个人差异，但这些具体差异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代际政治的划分传达出了改革时代的面向未来的焦虑。实际上，在乔厂长的故事里，即使是第一代老工人也被叙述成丧失政治自觉和生产热情的形象，虽然也不是直接的、正面的叙述，比如《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开篇中的马长友。所以，摆在乔厂长等老干部面前的人性论难题就是，曾经的主人/主角现在被彻底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而新的一代却难以担当“未来的主人翁”，如何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塑造新时代的生产主体？而乔厂长所采取的规章制度加物质刺激是一种形式的而非实质的措施。只有这样，“造反”起家的副厂长郗望北③郗望北这一形象可以在《机电局长的一天》里找到他的前身，即“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年轻新干部”、水泵厂“一把手”姜永丰，他也被霍大道吸纳进了整顿政治之中。才能够因其能力和干劲被吸纳进改革政治之中。在《乔厂长后传》里，当不好车工也当不好泥瓦匠的杜兵，则因其绘画才能被转调为喷漆工，从技术而非政治的角度为他确定了新的位置，由此才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这一管理思路的转变，不只局限于企业管理，其实也成为改革时代社会治理的逻辑。强世功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新时期”的法治转型时指出，专业化、理性化、去政治化的法治具有节约治理成本的优势，而先前那种政法不分的动员/运动方式则使治理成本大大增加乃至浪费。④强世功：《惩罚与法治：当代法治的兴起（1976—1981）》，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同理，在企业内部，对效率的要求不仅针对生产，更要针对管理本身。正如乔厂长“外交”失败后，郗望北对他说的话里透露出的信息，有效率的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在科层分工的基础上：您精通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把您的铁腕、精力要用在厂内。有重大问题要到局里、部里去，您可以亲自出马，您的牌子硬，说话比我们顶用。和兄弟厂、区社队、街道这些关系户打交道，应交给副厂长和科长们。这也可以留有余地，即便下边人捅了漏子，您还可以出来收场。什么事都亲自出头，厂长在外边顶了牛叫下边人怎么办？于是，改革的趋势必然是制定出一套细致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程序，使工厂本身如一架自动机器一般运转，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主观因素，管理者只需掌控机器整体的运转，无须再关心作为“螺丝钉”的被管理者的内在状况。这一管理思路的重大转变也体现在从霍大道到乔厂长的谱系变迁之中，霍大道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调整来激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乔厂长恰恰相反，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正是“管理”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内在逻辑。“管理”能够成为“管理科学”，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乔厂长也许没有直接了解过泰勒的学说，但如前所述，在苏联的学习中实际上已经接触过泰勒制的某些因素，而且，1979年出版的关于美国企业管理的普及性读物中已不乏对泰勒制的介绍，①叶钟灵：《美国企业管理的演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铭、梁玉年等：《美国企业管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982年，泰勒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②〔美〕F.泰勒：《科学管理原理》，蔡上国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注意一下出版社是不无意味的，19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类书籍是由北京、上海两地的科学技术类出版社出版的，也就是说，“管理科学”在出版者看来可以在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实际上，“科学管理”在改革时期的最初语义确实是“对科学的组织管理”而非“科学地管理企业”，比如丁振编：《科学管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9年。这一从“科学学”到“管理学”的语义变化当然与对泰勒学说的介绍有关。就翻译出版了。只要我们翻过《科学管理原理》，就会理解“科学管理”的所谓“科学”意味着什么。泰勒开宗明义地宣称“过去，人是第一要素，将来则体制是第一要素”，并雄心勃勃地试图“证明最好的管理确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是以明确的规律、法则和原理为基础的。还要进一步证明：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动到需要最繁复合作的巨型企业的工作”。③〔美〕F.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第2—3页。在具体介绍他对“磨洋工”的工人的规训时，其发明的“动作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即把工人的全部劳动过程分解到每一个最小的动作单位，并精确计时，训练工人去掉多余的动作，只保留必要的动作，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样的规训完全把工人当成一部机器，过滤掉个人的主观性和特殊性，把所有工人训练成整齐划一的生产工具。泰勒的管理方式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这就是他沾沾自喜的雇主和雇工的“双赢”——实际情况是泰勒自己也承认的，工人的效率（同时也是劳动强度）提高了数倍，工资不过增加了30%—100%。不难想象，真正意义上的泰勒制不可能进入改革文学的叙述。④在文艺中对泰勒制的经典叙述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这显然不可能成为改革文学的叙述模式。尽管在某些管理实践中可能会被尝试，⑤罗丽莎对杭州的丝织厂作了如下观察：“工厂的管理者们……尽量如实地模仿西方规训工人的技术。”“在1979—1980年间编写的册子中，丝织厂的领导们将身体在空间里的动作进行了分解和细分，以便更好地掌控它们。据他们自己讲，他们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泰勒主义。”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第256—257页。但是罗丽莎最终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些措施并未产生泰勒自己叙述的良好效果，不同代际的女工会以各自的方式抵制、消解管理者所施加的规训。“在此过程中，身体并没成为泰勒主义式的机器，也没有成为后现代灵活性的化身。”即便是对美国企业管理的正面介绍，也会承认“工人们对泰罗的试验并不欢迎，因为这不仅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劳动强度，而且完不成标准定额还要受到经济惩罚”，⑥叶钟灵：《美国企业管理的演变》，第11页。而且“太罗制和福特的传送带系统”“忽视了工人们的意志”，也“导致了不满情绪的爆发”。①和铭、梁玉年等：《美国企业管理》，第13页。所以，泰勒制在美国很快就被其他管理学派超越。但是，正如左翼经济学家布雷弗曼对泰勒制的批判性论述所指出的，“如果泰罗制在今天不作为一个独立学派而存在，那是因为除了它的声誉不好而外，它现在已不再是一个派别的财产，因为它的基本学说已成为一切工作计划的基石”。②〔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0页。在整个管理科学的发展谱系中，只要“管理”还是“科学”，那么管理的目的和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会改变，顶多把泰勒的僵硬的管理方式变得更加软性、圆滑而已。在布雷弗曼看来，这一管理科学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劳动的退化（“劳动”在此主要指的是“活劳动”），即人性的退化。历史的反讽在于，泰勒的学说在改革时代得以公开出版，而布雷弗曼对泰勒的批判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遮遮掩掩地面世。在乔厂长的管理之下，泰勒式的严苛规训尽管还没有出现，将工人置于规章、效率、指标、数字、奖惩之下的客体化过程已经呼之欲出，一个理性化的、专业化的、科学的、效率至上的管理时代即将到来。在此之前，新时代的“主角”，作为主体的管理者的形象必须被浓墨重彩地描写。七如果说，依照规章制度进行管理的状态是一种理性化的常规秩序，那么改革对这一常态的召唤即是以“文革”的无序作为对立面的，而这一作为他者的无序状态并不能仅仅视为一种“自然状态”，无序不会自动进入常规，“文革”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进入“新时期”，毋宁说，从“文革”到“前三年”，都应视为一个（乃至数个）需要认定、需要宣称、需要决断、需要斗争的“例外状态”（或“非常状态”“紧急状态”）。在施米特看来，能够决断非常状态的只能是主权，③〔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刘宗坤译，载《政治的概念》（施米特文集第1卷），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其人格化形象就是主权者。只有主权者能够在国家遭遇危机时宣布“悬法”状态，在常规秩序（即实在法意义上的法治）之外决断国家命运。而改革中国的主权者形象正是总设计师邓小平。④张旭东：《作为“ 主权者” 的邓小平》，观察者网，2014年8月20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电机厂来说，乔厂长的所作所为也恰恰类似于这样一个“主权者”。“文革”导致的生产混乱和停滞当然是整个舆论的共识，但无人能够应对，只有乔厂长能够在其中宣称、决断出一个例外状态。在“主角”一节开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乔光朴上任半个月了，什么令也没下，什么事也没干，既没召开各种应该召开的会议，也没有认真在办公室坐一坐。……更奇怪的是他对厂长的领导权完全放弃了，几十个职能科室完全放任自流，对各车间的领导也不管不问。谁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电机厂简直成了没头的苍蝇，生产直线跌下来。将整个工厂置于这样一个“悬法”状态之后，乔厂长才开始了他的“立法”行动，取消原有的全部法则和秩序，创立新的“法”、新的秩序，同时开始“划分敌友”：乔光朴却颇有点得意地说：“我这半个月撂挑子下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咱们厂的干部队伍和工人队伍并不像你估计的那样。忧国忧民之士不少，有人找到我提建议，有人还跟我吵架，说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乱世出英雄，不这么乱一下，真摸不出头绪，也分不出好坏人。我已经选好了几个人。”所以，尽管整个改革的过程呈现为一个逐渐去政治化的过程，但其起源之处仍然不乏内在的政治强度。如此看来，乔厂长的改革行动显然要比霍大道的整顿更加困难，更具挑战性。尽管霍大道在《机电局长的一天》里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其人性的物理强度和政治强度，却不需要像乔厂长这样以主权者的身份为新的时代立法（霍大道从未试图挑战“鞍钢宪法”）。或者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将例外状态常态化的可能性，小说的结尾这样叙述：新的一天开始了。机电局胜利地度过了不平常的一天。但这一天对机电局长霍大道说来，却很平常。在他一生的战斗里程上，经历过多少个这样的一天，还要迎来多少个这样严峻而壮丽的一天。这“一天”对一个企业机构来说是不平常的（自然灾害=例外状态），对作为革命战士的管理者来说又是平常的，他（们）在一个漫长的例外状态（“文革”）①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法律“常态”来说，整个革命中国都是一个例外状态。中，其人性随时随地都必须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丝毫不能松懈。危机始终存在，常态不过是一个表象，主权者对例外状态的决断实际上就是决断何时将危机诉诸言辞和行动，如何使危机形式化。不过在这样一个将例外状态当作常态的状况下，决断的可能性反而变得疑问重重。蒋子龙和霍大道面对这一困境，似乎显得办法不多，尽管“鞍钢宪法”已逐步陷入僵化的困境，仍只能试图在维持“鞍钢宪法”合法性的同时容纳“整顿”，所以“整顿”在小说中是形式而非内容，是手段而非目的。但是，作为改革的立法者，乔厂长虽面临更大的历史挑战性，其人性内在强度却未必能及霍大道。如果说，蒋子龙在霍大道身上仍然试图重建“又红又专”的合题可能性（尽管这一“合题”不是辩证而是机械的），那么乔厂长的形象则表征了对“又红又专”的扬弃。从形象分配上看，霍大道是技术官僚对政治官僚的吸纳，而乔厂长恰恰是技术官僚对政治官僚的替代。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乔厂长就是不问政治，至少在乔厂长自己的言辞里，当他以“党性、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来争取石敢时，同霍大道争取徐进亭时所说“可你还是个老党员，入党的时候曾经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如出一辙。关键的是，在两者相似的“形式”（包括两人相似的性格和气质）之下，对于政治的理解即政治的“内容”有何不同。对霍大道来说，“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目标”与对“我们将来反侵略的那场大仗”的焦虑是分不开的：社会帝国主义在张牙舞爪，两个超级大国在明争暗斗，“缓和”的高调唱得越响，战争的火药味儿越浓。世界上有这些妖魔鬼怪在，注定有一天要打大仗。时间，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咱们必须一切往前赶，拼命往前赶，一定要赶在战争之前准备好。这就得用打仗的劲头搞生产，也可以把这个叫做和平年代的“战争”。而乔厂长所念兹在兹的“时间和数字”，已经是在一个敞开的全球市场环境下展开的价格战的概念了（见《乔厂长后传》的“竞争”一节）。所以，乔厂长不是不问政治，而是恰恰抓住了“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①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所以，乔厂长口中的“现代化”正是他的“政治”（尽管不用“政治”这个词汇），而他口中的“政治”完全是贬义的，指的不是石敢从人事关系角度所作的瞻前顾后，就是更等而下之的冀申之流从个人私利出发玩弄的权术。在这样的语义转换下，霍大道的“政治”已然没有其位置。两者的差别，也相应地体现在叙事者对两者不同的经历的强调上。霍大道的革命经历，以及他自己对这一经历的叙述和书写，构成其“又红又专”中“红”的历史基础，“专”反而似乎无须解释；而同样作为老干部，乔厂长的革命历史则付诸阙如，叙事者只强调了他1950年代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而这只是“专”的来源。如果说霍大道的铁腕风格显然来自革命和战争的锤炼，那么乔厂长的铁腕，似乎更多地来自（或预示了）一种经济理性。无论是蒋子龙的叙事意图，还是文本内部的形象谱系，霍大道和乔厂长无疑是一脉相承，只是在其延续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触目的断裂。在专家治厂/国的趋势下，乔厂长已经完全清除了霍大道身上“不合时宜”的革命政治的内容，而这些革命时代的“剩余物”在叙事上就被转化为石敢的形象——一个“半失语”的党委书记。实际上，乔厂长与石敢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或曾经）那么配合无间，乔厂长对石敢的要求不过是：“我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或到关键时候给我个眼神，提醒我一下，你只管坐镇就行。”而石敢在改革过程中也确实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小说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乔厂长既不认可石敢对工厂初始形势的判断，也没有听从他“半年内不许结婚”的劝告，对冀申和郗望北的岗位调动也没有考虑石敢的意见。对于工厂的管理来说，似乎石敢“从政治上”作的诸多考虑，乔厂长“用企业家的眼光从管理的角度”都可以取代和解决。这一点，乔厂长本人是高度自觉的，在电机厂党委会上露面表态时，就把“吃党饭的平庸的政工干部”（当然在此指的是冀申而非石敢）和“真正热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截然对立起来。而这一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的关系，从乔厂长的婚姻政治中也表现出来，乔厂长与童贞（工程师=技术官僚）的感情在前三十年必然要被压抑，②而这段在小说中被非常简略地提及的“前史”，其实在当时那个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年代相重合的时期，已经被详细地书写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乘风破浪》中的宋紫峰都是一个1950年代的乔厂长，在“大跃进”的语境中，宋紫峰当然最终拒绝了汪丽斯（也是工程师！）的追求，回到了妻子邵云端（也是宣传部长！）的身边。而乔厂长的原配（宣传部长=政治官僚）必然要在“文革”时“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才能为童贞让出位置，使乔厂长与童贞在“新时期”的结合获得合法性。这一婚姻的重组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乔厂长作为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历史勾连的意义。必须注意到，乔厂长不是新官上任，而是电机厂的老厂长在“文革”之后的回归，尽管蒋子龙如此自陈其写作意图：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怀念老厂长，怀念过去的年代。但是老厂长回来以后，发现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甚至人还是原来的人，可就是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起了变化，原来管理工厂的那一套办法不灵了。③蒋子龙：《写给厂长同志们》，《新港》，1979年第10期。但是小说中的表述却是乔厂长的回归召回了1950年代的“马钢宪法”，并且“一抓就灵”，①其实当时就有论者指出乔厂长的改革措施的滞后性：“他致力于变革的目标，是恢复与重建‘一长制'模式。它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毛病还没有显露。”而“那些经验在产生它的母国也早已陈旧了”。吴亮：《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上海文学》，1981年第2期。另有人从管理学演变的角度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乔厂长治厂，靠的是规章制度，办法是惩罚”，但“它同现代管理科学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多少接近于目前已被西方大多数企业管理者放弃的X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缺陷，就是忽视人的因素，忽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鲁和光：《谈现代管理科学——从两本小说讲起》，《读书》，1983年第1期。但这一回归并不是历史的事件性反复，实际上是以生产力和现代化的叙事逻辑重写了前三十年的历史，遮蔽了关于生产关系的革命内容。在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逻辑下，我们会看到后来形成的一种文学谱系的梳理，将改革文学（乔光朴、李向南）的人物谱系追溯至《子夜》（吴荪甫），在论者看来，“从吴荪甫到乔光朴再到李向南，身份的悬殊差异中却隐藏着内在的一致性：专断的铁腕和现代知识”，而这些失败英雄的命运悲剧也造成这一谱系中共同的悲壮风格。②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当然，这一谱系中的断裂性的症候也是触目的：直接跳过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使改革中国直接面对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历程。③其实，若将知识考古的视野往前延伸，科学管理的知识在1930年代已有不少相当详细的介绍。比如林和成：《科学管理》，南京：京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讲义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1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第4版。作者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专任教授、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专员、国民政府实业部登记会计师、福建省政府会计长。八面对新的改革形势及其前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作为“主权者”、“立法者”、魅力领袖的乔厂长，将如何面对自己所创立的“新法”、新秩序、新的常态？乔厂长将会走向“魅力的平凡化”，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74—283页。从而自我限定在新的常规性的法的秩序之下，还是继续作为“主权者”凌驾于法和科层制之上？甚至堕落成为特权阶层（比如“官倒”）？当然，这在乔厂长的故事中还不会成为问题，因为乔厂长面对杜兵占有绝对的知识优势，面对冀申占有绝对的道德优势。不过，在稍早的《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监督权力的愿望已经相当反讽地出现在“反面人物”口中，当我们看到徐进亭对霍大道的抱怨：“我心灰意懒，无所用心，没有你那么多的热情。但是我知道不能在不应该使用权力的地方使用权力……”不免有一语成谶之感。“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的争执并未能被超克，而问题的范围一旦扩大，就预示了法治与人治之争，比如围绕柯云路的《新星》引发的论争。徐进亭作为一个刘世吾式的事务主义者，恰恰是一个适应后革命时代的法律人格，这样的人格当然排斥政治，我们在《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头就看到，《机电局长的一天》中“徐进亭的思想如回炉的钢件，哧哧地冒着火星”不过是个假象，霍大道对他的争取终归失败，他不仅无法理解乔厂长主动放弃电器公司经理的“美缺”、请缨回到电机厂这一吃力不讨好的行为，冀申的调动申请也是托他在局党委扩大会上交代的。从徐进亭到冀申，是一个逻辑上的下降。而冀申所带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涉及他个人。冀申能够以机电局下属电机厂副厂长的身份，人事关系、工资关系还留在厂里，却调到外贸局当副局长，完全不符合组织手续，这已经是体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体制，更是政治体制。这也就不是乔厂长能够应对的了，面对工厂的内部问题，乔厂长尚能维持其魅力领袖的形象，而面对类似“无物之阵”的整体性的体制问题，乔厂长甚至流露出人性中软弱的一面（《乔厂长后传》）。我们也还会记得，乔厂长亲自出马跟协作厂打的外交战，也是铩羽而归。这实际上也不仅是乔厂长的困境，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霍大道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上面还有市经委主任铁健，更高处还有市委王书记。因此，乔厂长的超凡魅力尚未受到内部理性秩序的削弱，就已经在更大范围的科层制之中丧失殆尽。只要改革文学继续在老干部政治的叙事模式中运行，就无法避免把矛盾的解决不断诉诸科层结构的上层，很快就会遭遇叙事的和现实的困境，蒋子龙于1982年发表《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之后，终止了工业改革小说的写作，与此困境不无关系，即使后来转向农村改革（《燕赵悲歌》，《人民文学》，1984年第7期），也无法摆脱这一体制困境。①尽管《燕赵悲歌》把改革书写的笔触转向农村，但1984年农村改革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连续增产后的停滞，一方面是乡镇企业浮出历史地表，同样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武耕新这一形象透露出乔厂长的一种“堕落”的可能性。武耕新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官倒”，当这一行为是为了集体，“官倒”作为手段尽管没有合法性，但其目的却具有“正当性”，但是一旦集体崩溃，或者说，一旦集体丧失了政治内涵而只剩经济意义，“官倒”就是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这也隐含着改革文学，乃至改革的重大危机。当然，蒋子龙本人并未穷尽这一路改革文学的所有逻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柯云路的《新星》及其后传“京都”系列，代表了这一叙事路向的进一步逻辑发展及其终结。这一老干部政治的叙事困境，也为另一种叙事可能性留出了空间。老干部形象的强势在场必然在科层管理的意义上压抑工人形象，在代际意义上压抑青年形象。②这个问题在蒋子龙于《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写作的《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里就明显地暴露出来。由于改革时期的管理政治回应了前三十年的管理危机，工人形象无可避免地让位于管理者形象，但改革的未来指向，需要建立在青年形象的基础上。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代际交替都会引发对未来的焦虑。这既延续了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关于青年政治的辩证，③可参见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也与当时中央高层对接班人的焦虑有关。④参见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193页。于是，改革时代必须再度召唤“社会主义新人”。在一些缺乏代际政治考虑的讨论中，霍大道、乔光朴这样的“老”干部也被归入“新”人的行列，⑤刘思谦：《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文艺报》，1982年第4期。其实是相当悖论的。实际上早有人指出：“新人形象的塑造是应当更加着眼于青年的。”⑥余斌：《新人的概念与文学中道德主题的出现》，《文艺报》，1981年第24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如果改革文学始终聚焦在霍大道、乔光朴身上，很快显得不合时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子龙在《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中正面展开了对青年/新人的想象和叙述，由此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另一种叙事模式。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