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2)

对“四人帮”来说，邓小平“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是“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们同样借用毛主席的原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⑨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论争的核心在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也在于如何认定“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

邓小平的整顿方案，在政治方面直接针对“文革”时期的派性问题，试图恢复科层秩序，重建中央权威；在经济方面则突出了生产力的重要性：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513—514页。

在这种更为“辩证”的表述里，“革命”和“生产”的位置开始转换，革命成为手段，生产成为目的，对经济基础的强调似乎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境中，这显然是修正主义。从毛主席到“四人帮”的激进理论设想早已突破经济基础的决定，更看重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尤其是文化及其对人性的塑造。

这一理论论争同样反映在文艺斗争之中，反映“生产斗争、技术斗争”，还是反映“路线斗争、阶级斗争”，②1974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生产座谈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参见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同样是文艺（尤其是电影）生产的核心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把握《机电局长的一天》在1975年出现的意义，才可能重新认识所谓“文革文艺”乃至“四人帮文艺”的历史意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

尽管文艺领域的“对话”同样体现了理论论争中的针锋相对，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被“四人帮”掌控，文艺方面从声势上看完全是一边倒，邓小平此时所做的，主要是推动毛主席下达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并解禁了《创业》和《海霞》，③参见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第366—370页。尚未来得及考虑策划体现自己路线方针的文艺产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意外”出现，一方面是蒋子龙对邓小平整顿工业“抓生产”的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④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原型均来自作者1975年10月参加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工业学大庆动员大会时的见闻，又恰逢《人民文学》的约稿。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亦见蒋子龙、李云、王彧：《现实主义正等待着一次突破》。一方面则体现了邓小平的整顿措施所获得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出现了问题。⑤据吴俊介绍，“截至2月2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共收到各地读者来信39篇。其中，24篇持肯定态度；15篇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在“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批邓之前，肯定小说的仍占多数。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

二

就文本而言，《机电局长的一天》与共和国成立以来诞生的革命文学乃至“文革”文学，更多地呈现了延续关系——对话中的政治辩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时间和速度的现代性执念，等等；在情节高潮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霍大道同时对抗身体疾病/内在自然和自然灾害/外在自然）更把“人定胜天”的革命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

不过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机电局长的一天》与当时的文学成规产生了关键性断裂。正如程光炜已经发现的，小说中党政关系被彻底颠倒，“一把手”（书记）的戏份微乎其微，“二把手”（局长兼副书记）成为中心人物，这一人物关系的改写，对应着整顿时期对“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新解释，把重心放在了后者。①程光炜：《文学的“超克”——再论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当代文坛》，2012年第1期。而且，不只是机电局，连其下属的矿山机械厂也如此：“今年五月，矿山机械厂一把手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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