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3)

在“生产”取代“革命”成为小说叙述的焦点后，“文革”政治的因素就被大大淡化。小说并未设置“阶级敌人”的角色，敌我矛盾（阶级斗争）不再进入叙述。矛盾冲突在两条线上展开：生产方面的矛盾被叙述为“路线”问题，但并未着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针对的是生产计划的制订和完成，更多地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小说后半部分体现得尤为明显；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矛盾主要集中在霍大道与徐进亭之间围绕后者的政治冷漠症所展开的思想交锋，两人共同经历过的革命史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思想交锋发生在局长和副局长之间，书记云涛同样无所作为。

从小说的整体构思到细节设置，这一“上层建筑”紧跟“经济基础”所造成的叙述“僭越”，在今天看来仍然触目，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批判并不令人意外。但若仅止于这个层面，我们的发现其实并未超越当年的批判者们。

从后见之明来看，此时的“文革”政治已是强弩之末，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激进，但社会生产生活则逐渐回归“常态”，社会的组织形态也逐渐再度由运动/动员向管理/治理转化，或者说，由一种管理形式向另一种管理形式转化。相关的文学形象，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政治官僚②当然，理想的形态应是干部、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向技术官僚的转化，以及工人阶级的逐渐退场。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霍大道呈现为一个承上启下、左右逢源的形象。他的身份是老干部，但是对造反派却高度认同；③霍大道第一次和徐进亭争论时就说过：“头发白了又怎么样？只能说明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只能激励我们更好地向小将学习。文化大革命以来，小将促我们，帮我们，好得很嘛！”政治过硬的同时，业务和技术也专精。于是，身为“二把手”，他常常“越俎代庖”，包揽了“一把手”云涛的职责，④小说中给出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云涛“刚调来不久，对生产情况还没吃透”。政治、业务一把抓。尽管无论从历史真实还是文学想象的角度，这样的写法都不太符合“实际”，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蒋子龙此时所致力于回应的，仍是社会主义对先进分子的要求——“又红又专”。

实际上，整顿阶段并没有在话语上否定这一对先进人性的期待。在强调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劳动纪律、技术指标的同时，⑤在“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对人的要求仍然是“又红又专”，只是强调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专”上。⑥“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邓小平：《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1975年9月2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页。

在政治论述中，“又红又专”最初是对党员和干部的要求，⑦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1—472页；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54页。不过在文学的表现里，“又红又专”的形象谱系就大大地普泛化了。比如在《乘风破浪》里，“又红又专”是对包括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在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式的整体性期待，当然，在作为过程的具体的形象和价值分配上，普通工人被塑造为“又红又专”的最理想载体，而党政干部则容易只红不专，业务干部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容易走上白专道路，需要群众路线自下而上的帮助。

但是，这样的写法暗含着一个混淆，即抹消了知识/技术的层次。一般的操作性的生产技术，与尖端的科学技术，不是一个容易跨越的界线，这涉及知识的层级化和分工，也涉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但也可以说，在科学技术领域，与文艺一样，也存在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只是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相比，科技的普及和提高也许是更为麻烦的事情。因此，就文学形象的塑造而言，“又红又专”的叙事困难还不在于“红”，而在于“专”。

抽象地说，如果我们把“红”和“专”视为黑格尔辩证法意义上的正题和反题，那么作为合题的“又红又专”决不是“红”和“专”机械相加的结果，而必须经过两者内在的相互的斗争和否定。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两者之间仍必须有主次之分，最终的辩证提升只能是作为主体的“红”吸纳、扬弃作为客体的“专”，而“专”作为反题（即“红”的否定）的可能性，更多地只是数量和程度的问题。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