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4)

结合历史的和叙事的实际来看，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受起点劣势的制约，文化普及率有待提高，一方面是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客观上写作资源受到限制，主观上也容易产生对“专”的叙事性压制。根本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工人阶级培养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但这显然不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此之前，“又红又专”的“专”始终停留在普及的层面，提高的层面基本阙如——我们在工业题材小说里会看到对工人阶级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技术的详细描写，技术人员则没有获得多少正面的叙述。

这一叙事困境发展到后来，导致“红”和“专”都越来越无法获得恰当的表现形式。比如，在“文革”末期一篇描写技术革新的小说《严峻的考验》（《人民文学》，1976年第2期）里，走白专路线的董志平试制的是机械控制的自动压机，而书记支持下的青年工人许长生，却在研发更新一代的电子控制的自动压机。人物关系和形象分配当然都是高度模式化的，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细节是，作者在描写电子控制的自动压机试运行时，呈现了一种相当“外行”的眼光，只从“自动”上着眼，对“电子控制”则语焉不详：

许长生说着，伸出粗糙的手指按了一下开关，控制箱上，各种颜色的灯泡立刻杂乱地闪亮起来。只见压机上模自动升起，送料箱自动送料，上模压下来了：铿！铿！铿！——“啊！”突然，代表们惊呼起来，原来，自动取砖的机械手刚刚伸进去取砖，上模又压了下来，眼看要砸坏机械手了，许长生敏捷地切断了开关。

从叙述技巧的角度，可以说暴露了非专业作者的训练不足。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涉及到革命/社会主义的叙事始终不曾发展出自己的技术本体论，①从一个另类的角度看，这也导致了共和国的科幻文学始终位置尴尬和不发达，只是在“儿童文学”内部承担科普功能，相关情况可参见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75—118页。可资对照的，是晚清时期科幻小说的繁荣状况，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第329—406页；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第1—73页；以及吴岩主编：《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科幻文学小高潮，其直接的推动力应与知识分子平反、高等教育重新制度化和全国科学大会等事件有关，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治、胡俊、冯臻：《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第119—193页。但显然不是因为对技术本身的不重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乃至“文革”期间取得的科技成就（比如“两弹一星”、大型电子计算机等）。关键仍然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如何将技术合法化的问题，换句话说，技术由谁掌握、为谁服务，从而拒绝技术本身成为目的。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三

如前所述，这样的历史困境召唤着合题的可能性和形式，在实践上毕竟催生了“鞍钢宪法”等制度设想，而叙事上的表现则更为挣扎和犹疑。具体看“两参一改三结合”①“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见《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的注释[2]，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页。当然，“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不是鞍钢宪法的首创，而是“大跃进”中出现的尝试，见《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1958年4月9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78—284页。的内容及其叙事可能性，“三结合”是策略性的，直接针对的是技术革新的具体措施，其中主要包含两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众，后者在叙事实践上更倾向于将技术人员吸纳、统合到工人形象当中，也就是在工人中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和知识分子，而前者实际上就是在“两参”中要解决的问题。“两参”是更为原则性的，涉及社会主义管理理念的关键部分。但无论是在历史实践还是在话语表述中，干部参加劳动相对容易实现，而工人参加管理则困难得多，在将这一理念具体实在化的过程中，其困难性就体现出来。早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就批转过一个“两参一改”的报告，其中关于工人参加管理有这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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