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5)

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过去工人间接参加全厂性的管理工作发展到实行了工人直接参加生产小组管理的办法，即按生产小组实行工人分工负责，把小组的生产、技术、经济等工作全面地直接地管理起来。②《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1958年4月9日），第280页。

尽管是由间接参加管理发展到了直接参加管理，但实际上参与管理的范围反而缩小了，仅限于最基层。可是，后来的“鞍钢宪法”，以及中央同时批转的其他关于技术革新的报告却连这方面的内容都几乎不涉及了。③参见《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11日）、《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1960年3月28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0—124、219—237页。于是，“‘群众参与'更多地被局限在‘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技术表演赛'等‘用'的层面”，④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载《热风学术》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工业题材在这方面的想象空间也因此受到严重限制。

这当然与工人阶级既作为主人又作为被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有关。那么，如何在必要的成文的规章制度和作为主人的内在自觉性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如何在自觉服从正确的制度和勇于挑战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之间把握恰切的尺度，就是同时挑战实践和想象的难题。一旦两者之间无法保持积极的互动关系，辩证法就会停滞，叙事就会陷入模式化，形象的塑造也就失去了“真实性”。

从制度的角度看，必须澄清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并不是“鞍钢宪法”的唯一内容，⑤崔之元于1990年代重新发掘“鞍钢宪法”的意义时仅仅强调了这一点，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根据毛主席的归纳，除了“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还包括群众运动、政治挂帅，以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①《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22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109页。正如蔡翔指出的，全面地理解“鞍钢宪法”，它不仅仅是关于技术革新的制度设计，还体现了“一种对权力的监督愿望”，但是，这一愿望的形式选择往往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其他的可能形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在这一时期就没有得到强调，一直要到“文革”期间，才被激进思潮所重视。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党委本身由谁来监督？这一缺乏监督的状况极易产生“不专也不红”的政治官僚。②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第170页。所以，这一制度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人性论的问题，内含着“又红又专”的人性设想及其困境。

四

整顿时期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仍然面对这样的难题，只是，在共和国文学的脉络中，霍大道已是“又红又专”人物谱系的一个尾声。

如前所述，霍大道是一个同时占据“老干部政治”和“造反派政治”的两面讨好的形象（当然，在两者关系上是前者吸纳后者），以这样一个形象来承载“又红又专”的人性设想，一方面是整顿时期政治权力格局调整的文学反映（对秩序、经验、资历等的重新强调），一方面却暴露/预示了“又红又专”在即将来临的改革时代的困境和下降。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两面讨好意味着对两个方面的同时肯定，而不是相互否定，也就是说，机械地并置了两个方面的冲突，无法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达到更高层面的统合。这一辩证法的停滞所导致的，正是人物形象的“超现实性”。司机小万和副局长徐进亭的一场对话意味深长：

“徐副局长，霍局长告诉过我一个偏方：大干治大病。”

“这在医学上讲不通。”

“霍局长说，这在哲学上完全讲得通！”

也就是说，尽管小说表现的内容是改革的前奏——整顿，但其表现方式仍延续了“大跃进”以来的无限膨胀的主体特有的“豪言壮语”。③无限膨胀的主体的豪言壮语及其对阶级意识的可能的削弱，可参见蔡翔对社会主义危机中“内在化和对象化的矛盾”的讨论。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因此在小说的最后，霍大道对自然的“征服”就是一个合逻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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