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6)

无情的雨鞭，发颤了，变软了！

肆虐的洪水，惊呆了，逃跑了！

至于“也许有些医学专家们，不相信一个患有心绞痛的病人，能在大雨泡天的洪水里战斗一个多小时，他们不理解这种‘病人'”，当然是在回应小万和徐进亭的对话——只能在“哲学上”（应然的）理解而不能在“医学上”（实然的）理解。同样，霍大道的形象也就只能在“哲学上”成立——一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这个意义上，霍大道的病甚至是必然的——只有肉体（外在自然）的不完满才能反衬精神和人性（内在自然）的完满乃至“超现实”。实际上，“大跃进文艺”所呈现的主体必须是集体性的主体，才能够承受豪言壮语的崇高性，可是当霍大道仅仅以一人之力对抗自然，①一个也许是无意识的表征是，同志和群众的支持是在霍大道“征服”了自然之后才姗姗来迟。以个体形象来承载集体性主体，这一膨胀的主体已处于涣散的边缘。

而这一过于突出的“当代英雄”式的老干部形象，难免压抑了工人群众的形象生动性，与此相应，所谓“鞍钢宪法”在小说中也只是流于概念，被抽空了实质内容。具体来说，小说中涉及群众的主动性以及领导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的，主要是关于“大字报”的情节，“大字报”的内容是矿机厂的工人对厂党委的三条批评：

一、我是老大。六月二十八日的报上登了矿机厂的消息，厂部发给每人一份；登载学大庆先进单位经验的报纸，却不每人一份。

二、老虎屁股碰不得。对六月份的错误不认账，对局党委的批评不服气。

三、只抓生产不抓管理，对“鞍钢宪法”吃得不透，学大庆没有学根本。

其实前两条反而是无关紧要的，第三条才是关键——将“鞍钢宪法”解释为“抓管理”，可是此处的“管理”究竟指什么却颇为含混。“大字报”给“管理”设置的对立面是“只抓生产”，即一种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顾产值不顾生产目的的“去政治化”的生产状况，因此“管理”内在地具有一种政治性，或者说，此时的“管理”仍然内在于革命政治的总体性之中，只是其内涵已经开始发生变动。

从霍大道和靳师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三条直接针对的是形同虚设的产品质量监督，实际上也暗指第二条中“六月份的错误”，即单纯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市场）需求、②和前述《严峻的考验》一样，《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涉及了老产品（冲击钻机）和新产品（潜孔钻机）的对比。超负荷使用设备等问题。即从上层看，是徐进亭的瞎指挥和于德禄的盲目服从；从基层看，是工人没能做到“三老四严”。但无论对前者还是后者，小说设想的解决办法只是诉诸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党性”，以及工人群众的“干劲”和“责任心”。

相应地，霍大道对“鞍钢宪法”的解释也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呼应了“大字报”：“我们搞工业生产，就是要坚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指出的办企业路线，就是要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厂党委针对第三条作出的决议也不出这个范围：“三、党委开门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揭矛盾，加强企业管理。”

在此，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概念的滑动：鞍钢宪法=企业管理=群众运动，但是不同概念之间的意义裂隙是无法被滑过的。将“鞍钢宪法”等同于群众运动显然是“文革”政治的表征，而企业管理在整顿阶段则意味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③见《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90—491页。这两者的非辩证的结合导致小说实际上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表达整顿的意向，而两者之间的逻辑冲突虽未在情节中正面展开，却仍然使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削弱。于是，整顿阶段对规章制度的强调在小说中始终被压抑着，“鞍钢宪法”则被狭窄化乃至空洞化，“两参一改三结合”在小说中毫无表现，更悬置了“政治挂帅”等核心，群众运动也仅仅限于“提意见”。

最终，“管理”由前三十年上下互动的努力无可挽回地向上层转移，工人群众的形象面目模糊，被突出的是霍大道的超凡魅力领袖的个人形象，而这一“魅力型统治”必然排斥理性化的规章制度和科层管理。①〔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9—272页。实际上，霍大道的“整顿”所改变的，只是生产的内容，而那种“大干快上”的生产形式与于德禄先前的做法并无多大区别。无论将此视为形式惰性还是路径依赖，都相当典型地呈现出这一历史阶段的断裂与延续的纠缠状态。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10/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