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9)

另一方面，杜兵身上暴露出来的又不仅仅是“磨洋工”这样的主观态度问题，更在于技术上的不专业，他显然没有接受过必要的职业培训。作为一个对比，同时也是一个症候，乔厂长在批评了杜兵之后，“无意”发现了一个先进工人的“榜样”，是一个来自西德的技术员台尔，其专精的技术和卖劲的工作态度令乔厂长赞赏不已，但反讽的是，台尔的“卖劲”恰恰被他可疑的职业伦理消解了——因为先飞到日本玩了几天，结果晚了七天才到电机厂。但乔厂长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他看来，台尔“二十三岁怎么就把技术学得这么精”才是更重要的。

与其前身霍大道相比，乔厂长对于工人的人性理解和人性期待已经完全不同，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再是诉诸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人翁精神，而是科学管理的方式——规章制度和物质刺激，也就是说，以一种“去政治化”的管理方式取代了政治性的动员方式。

六

在乔厂长的“老干部政治”②“老干部政治”是笔者根据早期改革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生造的临时概念，主要意涵有二：一是指涉科层意义上的管理层，与基层工人形成对照；二是指涉代际意义上的老人，与青年政治形成对照。的叙事模式中，可以说乔厂长与杜兵的对立恰恰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只有把杜兵的符号形象普遍化，乔厂长的改革才具有合法性。但是，乔厂长的强势在场显然会遮蔽掉工人形象的复杂性。通过李海霞的精彩研究我们会发现，只要乔厂长不在场，另一些“先进工人”或“好员工”的形象就得以出场，比如胡万春《人生在世》中的老劳模陈爱珍和孔捷生《普通女工》中的返城知青何婵。前者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旧人”，抱持真诚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却遭人冷眼；后者则是诚实劳动、不问政治的本分工人。③李海霞：《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这些形象无疑是乔厂长所期待的工人，但她们在乔厂长的故事中不可能出现。不同的形象承担的是不同的叙事功能。在此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工人的形象复杂性需要在代际政治的视野中理解。

陈爱珍是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全盛期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人，何婵和杜兵虽然在年龄上应有距离（何婵是知青，杜兵应该更年轻一些），但都算是在“文革”的激进政治下成长的一代，虽然前者被塑造为先进工作者，后者被描写为不合格工人，①这一形象分配似乎可以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理解：作为女性的何婵，被塑造为一个逆来顺受的受难者，独自承受历史的恶果和生活的重担，抱着感恩的心态努力工作，成为先进工作者；而作为男性的杜兵，虽也是“文革”政治的“受害者”，但其“害”却并未指向自身，而是指向了新时期的生产政治。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都不再有自觉的政治意识。

这一文学叙事中的代际政治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某种支持。在罗丽莎对1980年代杭州纺织女工的迷人的人类学叙述中，我们会看到三个不同代群的女工呈现出不同的对工作和自我的态度。“在5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全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就像陈爱珍一样，自觉地将生产和革命、劳动和政治结合起来，在其中塑造自身的解放感和主体性；“在‘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形成其身份的”一代，则在对领导权威的反叛性行动中表达自身。尽管两者对待工作和权威的态度截然相反，却是内在于同一个结构，无论是卖力工作还是有意“磨洋工”，无论对领导权威是认同还是反叛，都体现了某种革命政治塑造的“男性气质”。但“在后毛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代群”则拒绝了这一结构，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后革命时代的被“自然化”的女性气质和生活政治。②参见〔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当然，具体地看文学叙述和人类学叙述对不同代群的表征，第一代工人是颇为一致的，但对第二代工人的表述就发生了差异（第三代工人在此时的文学中还没有出场），这种差异可以有各种现实的解释，比如工种差异、地域差异乃至个人差异，但这些具体差异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代际政治的划分传达出了改革时代的面向未来的焦虑。实际上，在乔厂长的故事里，即使是第一代老工人也被叙述成丧失政治自觉和生产热情的形象，虽然也不是直接的、正面的叙述，比如《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开篇中的马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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