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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管理研究会年年会暨(2)

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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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唐时期,虽然烈祖李昇和元宗李璟新建与修复不少道观,但是有关道观藏书的文献记载却寥寥无几。 2 南唐藏书丰富探因 在五代十国的诸多政权中,南

南唐时期,虽然烈祖李昇和元宗李璟新建与修复不少道观,但是有关道观藏书的文献记载却寥寥无几。

2 南唐藏书丰富探因

在五代十国的诸多政权中,南唐藏书赢得“天下冠”之美誉的原因如下。

2.1 重视经济发展

南唐的创建者李昇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君主,其统治期间比较注意保境安民,尽可能减少战争扰攘,而对于从中原一带流落江淮的难民,李昇亦积极妥善安置,这为南唐创建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李昇还采取“劝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这些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在位十余年,民庶丰实,郡邑安堵”的兴盛繁荣景象[11]5154,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者。李昇的各项措施为南唐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继立者李璟、李煜也都能够重视经济发展、关注民情。中主李璟 “蠲民逋负租税,赐鳏寡孤独粟帛”[1]5472,有“爱民”之称;后主李煜“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5]5018经济是基础,南唐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为书院的兴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保障,这也可以说是南唐藏书如此丰富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2.2 献书政策与官藏机构

对于官藏书籍的积累,其来源途径颇多,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鼓励民间献书就是颇为重要的一种方式。李昇自青年时起,即“以文艺自好”,自他当政后,对于收集图籍一直非常重视,当时人刘崇远在《金华子杂编》中说:“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12]257李昇还曾下诏求书:“会烈祖初建学校,典籍残缺,下诏旁求郡县。”[3]413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南唐图书的积累。

此外,南唐政权还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管理图书。南唐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典籍的收藏整理工作,加之其自诩为唐朝后裔,故沿用唐制,也设秘书省或秘书监,管理官藏事务[13]194。如徐锴,初仕南唐为秘书省正字,由于长时间在国家藏书处供职,又精于文字之学,从而为南唐官藏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南唐还设有集贤院,拥有藏书、校书功能。据陆游《南唐书﹒徐锴传》记载:“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后主常慨叹道:“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1]5501官藏机构的设立,既对官藏图书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又保证了书籍校勘的质量。

2.3 崇儒重教

招揽儒俊,倡导文治可谓是南唐政权的一贯政策。据《江南野史》记载,早在李昇辅吴之时,即积极延揽文人,从而吸引大批南迁士人:“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北土士人向风而至者殆数十人”[11]5155。升元六年(公元942年)李昇颁布重用儒者的诏书,大规模举用儒者,诏书云:“三事大夫,可不务乎?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2]5264这种崇儒思想一直为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所继承和发扬。正是由于南唐三主皆崇儒,南唐的社会风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儒学气氛,崇儒之风大张于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倡立学校、重视科举为盛。

李昇即位之初,于淮水之滨设立太学。升元四年(940年),又于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号“庐山国学”。正是由于南唐统治者重视教育,南唐境内不仅各州县官办县学不废,私人书院亦得以蓬勃发展。除了重视教育外,据周腊生先生考证,五代周边各国中,南唐政权亦是最重科举的[14]。南唐统治者重视科举,许多读书人也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如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同试有数百人之多,可见科举之兴盛。而南唐书院之所以如此之多,与科举考试亦息息相关。科举为这些家族和读书人带来了政治与学术上的崇高荣誉,如华林书院:“出其门者,为相为卿,闻其风者,载褒载嘉”[7]51;再如东佳书院:“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9]9280科举制度的延续和存在,加之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成为推动书院发展的动力,而书院的兴盛则在客观上为藏书的积累提供了条件。

2.4 佛教信仰

南唐三主皆崇佛,故而境内佛寺众多:“南唐有国,兰若精舍,渐盛于烈祖、元宗之世。”[2]5423“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幸臣徐游专主斋祠事,……宫中造佛寺十余。”[1]5604南唐不仅佛寺众多,而且僧人待遇优厚,如建康城中数千僧众,均由国家给予供养,“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2]5425除了经济上的保障,中主、后主时期,对佛寺高僧极为礼敬,不但经常请僧人至宫中讲经说法,如李璟曾命僧人玄寂入宫讲《华严经》,李煜亦命禅师清禀入澄心堂,收集诸方语要;同时还对高僧赐诏、追谥。宋人陈舜俞的《庐山记》中有元宗与后主对禅师智绮、缘德赐手诏的记载;而当僧人圆寂时,李璟与李煜亦都给予追谥,如文益禅师圆寂后,中主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至后主再追谥“大智藏大导师”,还为他立碑颂德,韩熙载则为他撰写塔铭。

文章来源:《科学管理研究》 网址: http://www.kxglyjzz.cn/qikandaodu/2021/0223/6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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