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管理研究会年年会暨(4)

由于南唐书院聚集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其中亦不乏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梧桐书院的创办者罗靖、罗简兄弟，“著书十四卷，号《宗孟集》”［7］51。南唐这些书院不但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还承担着收藏典籍，保存文化的事业，为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4 寺观藏书

在南唐的历史上，佛教极其兴盛，而南唐在编撰、保存佛教典籍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昇元二年（938年）僧勉昌进上李通玄的四十卷《华严论》，烈祖李昇命礼部侍郎孙忌作序，又命书写十本，配上李通玄画像十轴，颁布诸州。保大三年（945年），僧恒安进上《续贞元释教录》，其以南唐官藏佛经《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依据，访得《贞元录》记录的新出经藏及若干其他经典，总计达1 216部、5 461卷、524帙，成为以后僧人抄录经藏最准确的依据。保大十年（952年），由泉州招庆寺静、筠二位禅僧主持编撰的《祖堂集》，是禅宗著名史书，全书20卷，编撰共256人的传记。《祖堂集》编撰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不仅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唐末五代禅宗发展的经典之作，而且开启了佛教笔录传承的先河，是禅宗现存最古的灯录。南唐举国崇佛，蔚为风气，文臣武将亦颇多礼佛修经者：“保大八年，南唐褒国孝定公徐景运重修藏经，亦公所施，皆有跋尾，藏之西壁。”［10］

南唐时期，虽然烈祖李昇和元宗李璟新建与修复不少道观，但是有关道观藏书的文献记载却寥寥无几。

2 南唐藏书丰富探因

在五代十国的诸多政权中，南唐藏书赢得“天下冠”之美誉的原因如下。

2.1 重视经济发展

南唐的创建者李昇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君主，其统治期间比较注意保境安民，尽可能减少战争扰攘，而对于从中原一带流落江淮的难民，李昇亦积极妥善安置，这为南唐创建了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李昇还采取“劝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这些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在位十余年，民庶丰实，郡邑安堵”的兴盛繁荣景象［11］5154，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者。李昇的各项措施为南唐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继立者李璟、李煜也都能够重视经济发展、关注民情。中主李璟 “蠲民逋负租税，赐鳏寡孤独粟帛”［1］5472，有“爱民”之称；后主李煜“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5］5018经济是基础，南唐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为书院的兴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保障，这也可以说是南唐藏书如此丰富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2.2 献书政策与官藏机构

对于官藏书籍的积累，其来源途径颇多，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鼓励民间献书就是颇为重要的一种方式。李昇自青年时起，即“以文艺自好”，自他当政后，对于收集图籍一直非常重视，当时人刘崇远在《金华子杂编》中说：“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12］257李昇还曾下诏求书：“会烈祖初建学校，典籍残缺，下诏旁求郡县。”［3］413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南唐图书的积累。

此外，南唐政权还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管理图书。南唐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典籍的收藏整理工作，加之其自诩为唐朝后裔，故沿用唐制，也设秘书省或秘书监，管理官藏事务［13］194。如徐锴，初仕南唐为秘书省正字，由于长时间在国家藏书处供职，又精于文字之学，从而为南唐官藏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南唐还设有集贤院，拥有藏书、校书功能。据陆游《南唐书﹒徐锴传》记载：“既久处集贤，朱黄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学，故所雠书尤审谛。”后主常慨叹道：“群臣勤其官，皆如徐锴在集贤，吾何忧哉！”［1］5501官藏机构的设立，既对官藏图书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又保证了书籍校勘的质量。

2.3 崇儒重教

招揽儒俊，倡导文治可谓是南唐政权的一贯政策。据《江南野史》记载，早在李昇辅吴之时，即积极延揽文人，从而吸引大批南迁士人：“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北土士人向风而至者殆数十人”［11］5155。升元六年（公元942年）李昇颁布重用儒者的诏书，大规模举用儒者，诏书云：“三事大夫，可不务乎？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2］5264这种崇儒思想一直为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所继承和发扬。正是由于南唐三主皆崇儒，南唐的社会风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儒学气氛，崇儒之风大张于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倡立学校、重视科举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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