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管理研究会年年会暨(5)

李昇即位之初，于淮水之滨设立太学。升元四年（940年），又于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号“庐山国学”。正是由于南唐统治者重视教育，南唐境内不仅各州县官办县学不废，私人书院亦得以蓬勃发展。除了重视教育外，据周腊生先生考证，五代周边各国中，南唐政权亦是最重科举的［14］。南唐统治者重视科举，许多读书人也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如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同试有数百人之多，可见科举之兴盛。而南唐书院之所以如此之多，与科举考试亦息息相关。科举为这些家族和读书人带来了政治与学术上的崇高荣誉，如华林书院：“出其门者，为相为卿，闻其风者，载褒载嘉”［7］51；再如东佳书院：“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9］9280科举制度的延续和存在，加之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成为推动书院发展的动力，而书院的兴盛则在客观上为藏书的积累提供了条件。

2.4 佛教信仰

南唐三主皆崇佛，故而境内佛寺众多：“南唐有国，兰若精舍，渐盛于烈祖、元宗之世。”［2］5423“及元宗、后主之世，好之遂笃。幸臣徐游专主斋祠事，……宫中造佛寺十余。”［1］5604南唐不仅佛寺众多，而且僧人待遇优厚，如建康城中数千僧众，均由国家给予供养，“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2］5425除了经济上的保障，中主、后主时期，对佛寺高僧极为礼敬，不但经常请僧人至宫中讲经说法，如李璟曾命僧人玄寂入宫讲《华严经》，李煜亦命禅师清禀入澄心堂，收集诸方语要；同时还对高僧赐诏、追谥。宋人陈舜俞的《庐山记》中有元宗与后主对禅师智绮、缘德赐手诏的记载；而当僧人圆寂时，李璟与李煜亦都给予追谥，如文益禅师圆寂后，中主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至后主再追谥“大智藏大导师”，还为他立碑颂德，韩熙载则为他撰写塔铭。

经济上的发达为南唐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尊崇则更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同时，这时期的雕版印刷亦对佛经的传播保存起了一定的作用，“元宗喜《楞严经》，命左仆射冯延巳为序……敕应之书，镂版既成，上之。元宗叹曰：‘是深得公权之法者也。’”［2］5425这里既可以看到李璟对佛教典籍的重视，亦可看到雕板印刷事业的发展对南唐佛教藏书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之，南唐统治者为佛教创造了较为稳定、和谐的传播环境，佛教经书的保存与编撰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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