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 ——蒋子龙与(8)

所谓“乔厂长管理模式”，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有三项：专业化的人员考核、严格的质量监督、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没有超出三年前整顿阶段的制度建设的范畴，④“工业二十条”里列出了需要建立健全的主要生产管理制度：（1）岗位责任制；（2）考勤制度；（3）技术操作规程；（4）质量检查制；（5）设备管理和维修制；（6）安全生产制；（7）经济核算制。见《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491页。也严格地切合改革时期领导人的思路。⑤比如，邓小平对责任制的三项具体措施的归纳：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页。另参李先念对责任制的表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4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138页。再参照当时社会上的知识氛围，⑥查阅《全国总书目》可一目了然，1977年时涉及“工业企业管理”的书目基本上仍然处于“鞍钢宪法”和整顿阶段的混杂状态，比如《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参加企业经济管理》等。见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7）》，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到了1978年，“工业企业管理”条目下的书目基本上只涉及非常技术性的经济指标等问题，还增加了“各国工业经济”一栏，首先从日本开始介绍国外的企业管理经验，比如《丰田的秘密》《日本企业质量管理几例》等等。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页。1979年，“工业企业组织和管理”条目下的书目呈现两个趋势，一方面开始出现比较宏观的企业管理理论，一方面对具体管理方法的介绍开始深化、细化；“世界及各国工业经济”条目下，除了日本，开始出现对美国管理经验的介绍。见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7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45页。1980年，对国外经济理论、管理理论和案例的介绍就全面放开了。见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80）》，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6、65—66页。这一管理模式更谈不上有何创新之处。不过，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显然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重点，重要的仍然是“人物”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管理”的概念被强调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严格区分，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理念致力于克服的，一旦取消了“鞍钢宪法”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协调，企业内的科层结构将会被固化。

于是我们会看到，与《机电局长的一天》一脉相承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工人群众的形象也被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尽管小说通过乔厂长之口告诉读者：“咱们厂的干部队伍和工人队伍并不像你估计的那样。忧国忧民之士不少，有人找到我提建议，有人还跟我吵架，说我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但这些先进分子的形象始终未能在小说中出场。实际上，改革的合法性显然必须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之上，即石敢一开始在厂里摸到的情况：“电机厂工人思想混乱，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过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连信仰也失去了，连民族自尊心、社会主义的自豪感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比群众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这些年，工人受了欺骗、愚弄和呵斥，从肉体到灵魂都退化了。”相应地，小说中唯一一个被具体描写的工人的“典型形象”，是“鬼怪式操作法”杜兵——一个从生产技术到职业态度都不合格的工人。恰恰是这样一个“落后工人”的形象，才是改革时代的“管理”必须加以规训的对象。

一方面，从杜兵的形象中我们会看到所谓“磨洋工”的现象。当然，“磨洋工”并不是在改革时代才出现的，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曾经面对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的整全性的革命/建设规划来说，需要激发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朴素的职业伦理）来克服“磨洋工”这种“弱者的武器”，而“工匠精神”又必须被吸纳并提升至自觉的“主人”概念之中，达致革命和生产的统一。①蔡翔：《“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第130—146页。但在改革时代的某些叙述中，“磨洋工”的原因却被解释为由社会主义本身造成，比如“大锅饭”“铁饭碗”等等，尽管在《乔厂长上任记》这样较为早期的叙述里，这一解释有时会存在一种逻辑上的纠缠，比如石敢认为正是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导致了工人的技能的下降和态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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